CHAPTER 3（第11/27页）

艾玛开始工作时21岁，她是空军飞行员和家庭主妇的女儿。她在大学里学的是金融，但为纽约一家大投行工作六个月后，她决定自己去旅行。当时奢侈品经济正在爆发，航空公司、游艇公司和私人度假村都非常渴求有吸引力、能干、言行谨慎的双语人才，能马上上班最好。

事实上，她喜爱飞机。她最早的记忆之一（也是最好的）就是和爸爸一起，坐在塞斯纳飞机的驾驶舱里。艾玛当时最多6岁，她记得透过椭圆小窗看到云朵，高耸的白色形状被她的头脑转换成小狗和大熊。甚至等他们回家后，艾玛还告诉母亲说，爸爸带她去看天上的动物园了。

她记得那一天的父亲，从仰角看去，有方下巴的他像神一样，理着平头，戴着飞行墨镜。迈克尔·亚伦·莱特纳，26岁，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胳膊像打结的绳子。她的生命中不会有哪个男人，会像她的父亲一样男人味十足，牙齿锋利，目光如铁，有种中西部人的机智。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可以在10分钟内砍出一捆柴火，而且从来不系安全带。她有一次见过他一拳打倒一个男人，雷击般的动作，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那个男人瘫倒在地上时，她的父亲已经扬长而去。

那是在圣地亚哥城外的加油站。后来，艾玛得知那个人在她母亲去卫生间时，对她说了一些下流的话。她的父亲当时正在加油，看到他们有言语往来，就朝那个男人走去，讲了几句话。艾玛不记得父亲是否提高了音调，似乎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男子气概的撞胸和警告性的推搡。她的父亲说了句什么，男人接着回了句什么。然后就是一记拳头，从臀部发力，飞快地一拳击中对方下巴，然后她的父亲已经走回汽车，男人向后倾斜，颓然倒地，就像一棵树。她爸爸从油箱里拎出喷嘴，把它放回支架上，把油箱盖拧回原位。

艾玛的脸贴在窗户上，她看着母亲从卫生间出来，看到她瞥见丧失意识的陌生人后放慢脚步，脸上的表情很困惑。她的父亲喊她，然后为妻子拉开车门，之后才坐进驾驶座。

艾玛跪在后座上，盯着后窗，一直在等警察出现。他的父亲现在是别的什么了，不只是一个爸爸。他是她的骑士，她的保护者，当他们在私人跑道上滑行时，艾玛会闭上眼睛想象那一刻，一言不合，那个男人就倒下了。她会高高地飞进对流层，飞进太空的幽暗深处，失去重力地滑入一个完美的回忆中。

然后机长就会关闭“扣紧安全带”的标识，艾玛会迅速回到现实。她是个有工作在身的25岁女人。她站起来，整平裙子上的皱褶，挤出职业性的笑容，准备好在持续的财富诱惑游戏中扮演她的角色。这项工作不难。准备起飞时有一张检查表，开始最后降落时，有另一张检查表。她在飞行中分发救生衣，补充鸡尾酒。有时如果航程很短，而膳食由四道以上的菜组成时，飞机会在跑道上停留一小时，留出时间上甜点和咖啡。就高档私人旅行而言，旅程本身就是终点。然后，等你的客人全部下机后，还有餐具要清理存放。但真正的脏活儿都留给本地人做，艾玛和其他人从舷梯下机，溜进他们自己的时髦轿车里。

艾玛·莱特纳在停航时间里生活，但正是停航让她觉得最沉闷。不只因为奢侈的工作环境让她难以回到日常生活，不只因为有城市轿车送她上下班，或者飞机如瑞士手表般精确和贵气。不是简单地因为夜以继日地被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围绕，虽然那些男男女女会提醒你是他们的仆人。但即便如此，你还是会感觉自己像俱乐部中的一分子（如果你像艾玛那么美丽的话）。因为在今日，美貌是了不起的平衡器，是一张后台通行证。

对艾玛来说，现在难以回到西村那套与其他两个女孩合租的小公寓，因为她突然间意识到，所有那些旅行的时间里，她一直是别人生活里的偷渡客，一个在舞台上扮演角色的演员。她是皇家卫队，是贞洁的小妾，一次专心地劳役几个星期。最终，她制定指引职业生活的规矩和界限也变成了她私人生活的支柱。她发现自己变得越发寂寞：一个受人观看的对象，但永远不会被触摸。

8月21日，周五，她搭乘利尔喷气60XR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伦敦。主舱里是她和切尔西·诺基斯特，一个大牙缝的芬兰金发女郎。客人是德国石油公司的高管，穿着一丝不苟，礼貌得无以复加。他们在格林尼治时间下午六点降落在伦敦范堡罗机场，回避了希斯罗机场和盖特维克机场所有的拖沓和官僚程序。身着大衣的高管们手机不离耳朵，走下外部阶梯，坐进一部等在停机坪上的加长轿车。轿车后面停的是一辆黑色SUV，在等待接机组人员进城。公司的伦敦公寓在南肯辛顿区，离海德公园只有几步路。艾玛在那里住过十几次了，她知道她想要哪张床，知道自己能躲进附近的哪些酒吧和餐厅，叫上一杯红酒或者点一杯咖啡，打开一本书，开始充电。

法兰克福航程上的飞行员斯坦福·史密斯是个前英国空军中尉，现在50出头。副驾驶员彼得·加斯腾是个36岁的比利时老烟枪，不屈不挠地以良好的幽默感与所有女孩搭讪；很讽刺，这反而让他看起来没有威信。他在鸥翼的机组成员中名声在外，如果你需要“销魂丸”或者可卡因的话，就该去找他。如果你在紧急关头需要找到没问题的尿液应付公司的药物检测，你就给他打电话。

A4公路上一直拥堵。切尔西挨着艾玛坐在凯迪拉克的中排，她在玩iPhone，安排并修改晚上的社交议程。她27岁，是个派对女孩，音乐人。

“不，你住嘴。”她咯咯笑着说。

“我是在告诉你，”斯坦福在后排发表言论，“你要把裤子卷起来，不能折起来。”

“呸，”彼得说，“堆叠衣服时表面应该平整。”

和所有以旅游为生的人一样，斯坦福和彼得都相信自己是打包艺术的专家。这个话题是全世界机组成员中不变的分歧来源。有时差异是文化上的—德国人相信，鞋子必须存放在袖子里；荷兰人异常地喜欢西装袋。老手经常在几杯酒下肚之后，随机测试新丁，审问他们如何为可能的出行制定合适的打包策略—隆冬从百慕大飞到莫斯科过一夜。8月在香港短暂停留两天。用多大的行李箱？什么牌子的？一件厚外套还是叠穿？物品放进行李箱的顺序才是关键。艾玛对这个话题意兴阑珊。她觉得自己往行李箱里放什么东西是私事。为了脱离这个话题，她会故作端庄地微笑，宣布说她裸睡，从来不穿内裤—这是谎话。这个姑娘穿法兰绒睡衣睡觉，旅行时，她把它单独卷好，用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袋封装起来—但这一策略通常很有用，会把话题从打包转移到裸体上来。这时艾玛就会借口走开，由其他人顺着话头聊到自然的结论上—也就是讨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