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信封（第5/92页）

“先生，我让你不高兴了吗？是因为我无耻、高超的幽默吗？不过是没有恶意的表演罢了，真的。你别放在心上。别担心。我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不会用那些喜剧中的玩笑来烦你。至于借款一事，下次再讨论吧。等到需要的时候，等到我们沿着记忆的轨道走下去的时候。”

接着，他沉默了。或许他在积聚能量，准备最后一次的轰炸。他的声音沉重、镇定、低沉，但没有一丝的尖刻。

“你知道，先生，我什么事情都不在乎。我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你还记得我的父亲吗？他以为自己能够逃避。哲学家！巴黎大学！他造了一个酒窖——以此逃避。他以为自己可以逃避，酒精从来都是必需的燃料。包括愤怒的日子——特别是那个时候。瞧一瞧吧，看看大家是如何排着长队，推来搡去，为的就是买到一些臭烘烘的锯末和垃圾酿成的酒。旅馆的接待员万恰根本不在乎他是否可以逃避！我什么都不在乎，记住。但是那个人在乎。哲学家，巴黎大学！当他意识到在他去往的天堂里有东西在等待他的时候，他藏匿起来了。关系，金钱，酒窖——我们要摆脱一切。这就是哲学家脑子里想的内容。他没有逃脱，这你是知道的；他没有逃脱。至于我，是否能够设法逃脱，我不在乎。你知道，我真的不在乎。我的无所谓态度比钻石还要强硬！先生，这是一种钻石般的无所谓态度，比上帝他老人家的心肠还要坚硬。上帝无处不在，永远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一个地方，没有地方，聪明的老把戏。”

他突然打开了窗户。夜色冲进屋内——迅速、芳香、狡诈。一阵突然而至的打击。教授摇晃着身子站起来，抓住客人的肩膀。

他有些厌烦了，轻轻地把客人朝门口推去，推进夜色之中。这就是昨天的事情。

“你回来了？”金发碧眼的图书管理员轻声问道，她的语气透着些许惊讶。

养老金领受者马太·加夫通会意地一笑。别人都说他是这儿的常客。虽然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但他却不情愿做出任何解释。“是的，我改变主意了，不回家了。如果这时候回去，我会打搅我夫人的。她在家里辅导学生，到晚上才结束。我的那个朋友兼邻居出门了，去寻找上帝了。”玩笑结束，他笑了，回到这里读书，他很开心。

“我在公园里休息了一会儿。我认为，这是个极富攻击性的春天。”这个知名的读者补充道，他说话的时候神情胆怯而诡秘。他朝后面窗边那张桌子走去，那是他的老位置。

很快，马太·加夫通桌上的书籍和旧报纸就堆成了小山。

《扬·安东内斯库将军执政时期内政部的活动》，达恰—特拉扬国家图书发行和绘画艺术社，1943年；《1940年10月关于重新组建罗马尼亚运动队的法令》；《1942年10月关于国家的宣传策略，危险事件，以及生存与利益的法令，1940年，1942年，1943年》；《民族同化政策下行政长官的任命》；《头号叛国罪的处罚》；《对秘密返回罗马尼亚的被驱逐人员实施的死刑政策》。没错，都在这里了。《禁止与外国人或犹太人通婚的法令》；《对格拉齐亚尼的审判》；《头号叛国罪和间谍罪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的介绍》（他已经开始阅读了）；《65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1944年4月联名上书扬·安东内斯库，呼吁罗马尼亚撤离战场》。此外，当然，还有其他的相关文章和书籍，图书管理员对他的需要早已了如指掌。

然而，那天下午，这位勤奋好学的养老金领受者并不想做任何研究工作。春天中断了他的阅读和研究。房间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年长的疯子。做了这么多索引卡片，摘录了这么多引文，这些没有人要他做，没有人期待，也没有人需要。人们也会把他当成一个脑袋有毛病的人。他感觉头痛。是的，他今天不能再继续工作了。都怪这个春天：躁动不安，偏头痛……一个迟到的遭遇，对那些长期受到侵扰的囚犯来说实在不合适。那个令人疑惑万分的剧变——一个你不可能有任何信心的海市蜃楼。

加夫通下意识地抬起手，抹去额头上的汗水。一场旋风，是的，天空中一片无形的火焰……他低头看着面前翻开的笔记本，下定决心开始写作。“道德和正义必须成为任何新社会的法制和生活所遵循的准则。社会公仆，从上到下，必须首先遵从这两项原则。举一个例子：过去的一位同事不久前通过邮局寄来一个包裹。咳，我对照阿根廷方面的清单检查了一下里面的内容，我发现，清单上的一些物品失去了踪影。”是的，他发觉这些文字有点恶心。他把那张纸撕了个粉碎，丢进了废纸篓里。这儿还有一张，写得满满的，是另一封信的草稿：“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从来不玩匿名的游戏。我为自己所提出的小小要求和建议负责。这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很重要。那些由我们决定的内容必须得以纠正和改进。至少那些我们有决定权的规章应该遵循这个原则。我已经正式向你反映标注为电梯的那些电梯质量太差。咳，前天……”

他感觉厌倦了，倦乏了，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但是，他不能放弃那些字体秀丽的信函，因为，通过它们，他使全世界知道了他这个人的存在，知道了他的忍耐力，以及他的失败。

他望着远处，但他的目光飘移不定。他低下头，痛苦地继续看着那些文字。“亲爱的同志们，在池塘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为动物爱好者所不齿。按照法律的规定，动物的主人有三天的期限，要求领回他们走失的小动物。唯一了解动物是否遭到囚禁的途径是亲自拜访那个机构。然而，那里禁止出入。无奈之下，人们只好站在大门外，等着付费之后领回丢失的宠物。同志们，这不仅违反，而且践踏了基本的人权……”

当马尔加医生知道流行周刊上刊登的那篇文章时，已是傍晚时分了。

病人们离开病房，到外面的院子里去了。医生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长板凳上。他摘下眼镜，揉搓着前额，然后脱下工作服，想放松一下。

汗水顺着他下巴上稀疏的黑色胡须滴落下来。他掏出手帕擦拭着，试图忘却自己的疲倦。他把自己两只短短的手臂交叉起来，放在那个突出的啤酒肚上，身体向后挺直。他的双手软软的，肩膀也是如此，但两条短腿却是沉重无比，仿佛灌满了铅。一旦放松下来，他竟有些许眩晕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