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人烦的珍珠（第8/13页）

“老天啊，”亨利说。“你能用九个字概括一下吗，伙计。这家伙是谁？”

“此人名叫兰辛·加勒摩尔，他是第七大街的加勒摩尔珠宝公司的总裁。他是潘鲁德多克夫人的一个老朋友——艾伦经常提起他——实际上，正是这个人为她找来这串仿制的珍珠。”

“可这家伙会去报告警察的，”亨利反对道。

“我觉得不会，亨利。我认为他绝不会做任何令潘鲁德多克夫人蒙羞的事。”

亨利耸耸肩。“赝品就是赝品，”他说。“你总不能以假乱真。即便是珠宝公司的总裁也不行。”

“即便这样，提出这么大一笔钱肯定有什么缘由，亨利。我想到的唯一理由是敲诈，而且坦白讲，要我独自解决是有点儿麻烦，因为我对潘鲁德多克家的背景了解不多。”

“好吧，”亨利说着叹了口气。“如果那是你的直觉，你最好就照着办，沃尔特。而我就在家待着打个盹儿，好保持体力来面对后面的累活，如果有累活的话。”

“你不会介意在这里过一夜的吧，亨利？”

“多谢，伙计，我还撑得住能回旅馆。我只要把这瓶多余的威士忌带走，帮我入睡。我可能碰巧会在上午接到一通家政公司的电话，到时就得赶紧刷牙去干活儿了。我猜我最好换了这身行头，好让我能跟普通人打成一片。”

这么说着，他走进浴室，一会儿出来时就穿上了他自己那套蓝色哔叽西装。我催促他开我的车走，可他说在他的街区不安全。然而，他倒是同意带上刚才的那件轻便大衣，小心翼翼地把一夸脱未开瓶的威士忌裹在里面，他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

“稍等一下，亨利，”我说着掏出了钱包。我摊开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给他。

“这是干什么？”他大吼道。

“你现在暂时没工作，亨利。今晚你干得非常漂亮，结果令人惊讶。你应该得到报酬，而我也负担得起这小小的奖励。”

“好吧，多谢，伙计，”亨利说。“不过这算是我借的。”他的声音沙哑而激动。“早上我要给你打个电话吗？”

“当然。我还想到了一件事。你觉得换一家旅馆是否合适？假设，不是由于我的失误，警方知晓了这桩窃案。他们难道不会怀疑你吗？”

“见鬼，他们会不停地追问我，”亨利说。“可他们怎么会找上门来？我可不是告密的人。”

“当然，这由你来决定，亨利。”

“好吧。晚安，朋友，可别做噩梦。”

于是他走了，我突然感到非常压抑、寂寞和空虚。尽管亨利的言语粗鲁，但是有他的陪伴，我感到非常振奋。他是个纯爷们。我从剩下的酒瓶里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喝得很快，心情郁闷。

酒精带来的效果使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不计任何代价地想和艾伦·麦金托什说说话。我走向电话机，拨了她的号码。等了很久之后，一个疲倦的女佣接了电话。可是艾伦一听到我的名字，便拒绝来接。这令我愈发郁闷，我喝完了剩下的威士忌，浑然不觉自己在做什么。我躺到了床上，陷入了断断续续的睡眠中。

6

一阵吵闹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早晨的阳光泻入室内。此刻已经九点了，所有的灯都还亮着。我感觉到有些浑身僵硬、筋疲力尽，原来我还穿着晚礼服。不过我是个身体健康、心志坚强的人，并没有我预计的这么糟。我走去接起电话。

亨利的声音响起：“你还好吗，伙计？我宿醉得不行，七荤八素的。”

“还不太糟，亨利。”

“家政公司来了通电话给我找了份活儿。我最好下去瞅一眼。我晚一些来好吗？”

“好的，亨利，务必要来。十一点我应该就能回来了，去办昨晚我跟你提过的那件事。”

“还来过别的电话吗？”

“还没有，亨利。”

“收到。回见。[4]”他挂了电话。我冲了个凉，刮了胡子，穿戴整齐。我穿了一套棕色西装，喝了些从楼下咖啡店叫上来的咖啡。我顺便也让服务生把空酒瓶从公寓带走，给了他一块钱辛苦费。喝了两杯黑咖啡后，我再次觉得精神振奋，便开车去市中心前往加勒摩尔位于西第七大街巨大华丽的珠宝店。

这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似乎很多事要在这样一个愉快的日子里各归各位。

结果，要见兰辛·加勒摩尔先生竟有点困难，我迫不得已只能告诉他的秘书这件事与潘鲁德多克夫人相关，非常机密。这条口信一送进去，我立刻被带进了一间狭长镶板的办公室，加勒摩尔先生站在远端一张巨大的桌子后。他向我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粉色的手。

“盖奇先生？我相信我们没见过，是吗？”

“是的，加勒摩尔先生，我觉得我们没见过面。我是艾伦·麦金托什小姐的未婚夫——或者说直到昨晚为止。你可能知道，艾伦·麦金托什小姐是潘鲁德多克夫人的护士。我来找你是为了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在我开口之前有必要请你保密。”

他约莫有七十五岁，又瘦又高，一丝不苟，保养得体。他有一双冷酷的蓝色眼睛，不过却挂着温暖人心的笑容。他打扮得很年轻，一身灰色的法兰绒西装，领口别了一朵红色康乃馨。

“我定过规矩，有些事我从来不做保证，盖奇先生，”他说。“我总认为这几乎是一个非常不公的要求。但如果你向我保证这件事涉及潘鲁德多克夫人，当真非常敏感、高度保密，我会为你破例。”

“的确如此，加勒摩尔先生，”我说，接着把整件事告诉了他，一丝不漏，甚至连我昨天喝了太多威士忌的事也告诉了他。

说完后，他好奇地打量着我。他那只养尊处优的手捡起一支老式的白色羽毛笔，轻轻地用羽毛挠了挠他的右耳。

“盖奇先生，”他说，“难道你猜不出他们为什么对那串珍珠索价五千美元？”

“如果你允许我猜一下，以一种非常私人的角度，我可能大胆揣测出一种解释，加勒摩尔先生。”

他把白色的羽毛转到了左耳边，点点头道：“继续说下去，孩子。”

“那些珍珠实际上是真的，加勒摩尔先生。你是潘鲁德多克夫人的老朋友——也许是青梅竹马。她把那串珍珠——她的金婚礼物，交给你去变卖——因为她出于一个慷慨的目的正急需一笔钱。可你没有变卖珍珠，加勒摩尔先生。你只是假装出手了珍珠。你自己拿出两万美元给她，把真的珍珠项链还给了她，谎称它们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定做的仿品。”

“孩子，与你的言谈相比，你的脑筋更聪明些，”加勒摩尔先生说。他站起身，走向窗边看，将一幅精美的网眼窗帘拉到一边，低头望着第七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街景。他回到了桌边，坐下后脸上露出一丝怀念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