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师（第12/15页）

我心里想，在小说里，似乎没有东西能够逃过他，那么怎么他到了这里，人又不在这里呢？也许因为他受到的进攻太多了，他不得不把自己对外界关闭百分之九十，为了避免爆炸。不过我又想，也许他只是出去吃中饭。

阿勃拉伐纳尔出于礼貌，握了一握我的手，正要转过身去，同样出于礼貌握另一个人的手时，教授又说了一遍我的名字。“当然，”阿勃拉伐纳尔说，“N.祖克曼。”他从西海岸来的飞机上读了我的小说的油印稿，安德丽亚也读了。“亲爱的，”他说，“这位就是祖克曼。”

唉，打从哪儿开始呢？安德丽亚也许只比我大五年，但这是很好地利用了的五年。她从萨拉·劳伦斯女子大学毕业后，显然在伊丽莎白·雅顿(28)和亨利·本德尔(29)那里继续受教育。我们大家都知道——她的名声先于她本人之前——安德丽亚的父亲曾经是罗斯福第一届政府里年俸只拿一元的人，母亲是卡拉·彼得森·朗博，俄勒冈州健谈的自由派国会议员。她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为《星期六晚邮报》杂志写了她的人物访谈《权势人物》中的第一篇，这个连载最后收了集子，成了她的一本畅销书。无疑（眼红的人很快就指出），家庭关系帮了她的大忙，但显然，是安德丽亚本人的在场，才使得这些忙碌的权势人物滔滔不绝地谈话，因为安德丽亚是个像水蜜桃一样的女人。的确，你觉得要是你挤一挤她，你就可以喝到满满一杯令人清脾爽胃的健康的安德丽亚汁当早饭。

当时，她同阿勃拉伐纳尔同居在他筑在太平洋边上帕利塞德斯山上的别墅里，离他的朋友和导师托马斯·曼(30)的家只有几里远。（“人类的大倾轧，”托马斯·曼在献给《烫得正好》德文版的赞不绝口的序言中这么称呼阿勃拉伐纳尔的主题。）在阿勃拉伐纳尔最近一次离婚（和谣传的感情崩溃）之后，安德丽亚来为《星期六晚邮报》的连载文章进行采访，据横贯大陆的文学界的传说，来了以后就没有离开过。还传说阿勃拉伐纳尔不仅是第一个被提名为美国的权势人物的文人，而且也是第一个使安德丽亚接受了他的追求的权势人物。我本人却想，安德丽亚会不会是第一个使阿勃拉伐纳尔接受了她的追求的记者。他看上去更像是个需要引诱才能成奸的人。

“终于见到你了，真是十分高兴，”安德丽亚说，精神抖擞地握了一握我的手。握手的精神抖擞同她丰腴柔嫩的外表适成反比，但讨人喜欢。她的脸是鹅蛋形的，表情温柔，但她的握手似乎在说，“请不要怀疑，我就是魅力无边的女人。”这点我毫无异议。这，我在看到她之前的一个月已经相信了，那是我们为了定旅馆房间交换信件的时候。我作为大学讲学委员会的学生代表，根据她的指示，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在附近最勉强够得上称为一家大饭店的温德米尔预定了一个房间。“阿勃拉伐纳尔先生和朗博小姐？”旅馆职员问。“他们是夫妇吗，先生？”这个问题，请注意，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问我的，所以当时我编了一个谎来回答他，免得我的英雄招来流言蜚语——“阿勃拉伐纳尔太太是位著名的记者，这个当然是她的职业上的名字”——那时我心里明白，朗博小姐的波希米亚式的大胆作风的最终结果，将是我没有得到学位就被大学开除。

“我喜欢你的小说，”她说，“很好玩。”

我板着脸感谢这个胸脯高耸的女人对我的睿智的恭维，她长着一张鹅蛋脸，肤色白皙，像个挤牛奶的女郎，握起手来却紧紧的像个年轻人一样自信。与此同时，阿勃拉伐纳尔把我传给安德丽亚去处理以后，自己就被我们的另一位教授介绍给一簇研究生了，他们怯生生地等在他们的教师旁边，想向作家提严肃的问题。“唉，”我听见他煞风景地轻笑一声，“我这些日子里没有工夫考虑‘影响’——安德丽亚叫我忙不过来。”“费里克斯，”她则在对我说，“对这小说也着了迷。你应该看到他在飞机上的那样子。他一直仰天大笑。你打算送到哪里去发表？也许费里克斯应该同——”她提到一个名字。这人是克内贝尔，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以前只在大学文学季刊上发表过小说的人来说，要是她说“酒会以后我要回旅馆酒吧里去采访铁托元帅——那时费里克斯就可以从休息厅里升到天堂去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讨论你那篇有趣的油印小说。我们是在西伯利亚认识的，那时费里克斯和我在访问监狱。”其效果也不会更加令人感到意外。我在背后什么地方听到阿勃拉伐纳尔在回答研究生的另一个严肃问题。“异化？哦，”他说，又是那么轻轻一笑，“让别人去异化吧。”就在这个时候，安德丽亚告诉我，“他明天晚上去纽约见赛——”（赛就是克内贝尔，就是我过去多年来如饥似渴地嗜读的纽约知识界季刊的二十年老编辑。）

第二天阿勃拉伐纳尔参观了我们的高级写作班，由作风大胆的安德丽亚陪同，这使那些只愿为艺术而生活的人们感到意外。她容光焕发、目中无人地坐在第一排中间（还有她的白色的毛衣，她的来自农村天堂的金色头发），使我想起了半辈子以前的十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像一个按捺不住的囚犯，坐在斜面的书桌面前练习书法，这时世界棒球联赛的实况正在向美国每一个加油站的破收音机广播。就是在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厌恶教室和教师、恨不得整个校舍着火烧光的顽皮的笨学生心里为什么会那么难熬。

阿勃拉伐纳尔双手插在裤兜里，随便地靠着教授的讲桌，用不是太露骨的钦佩口气，谈到我的小说，多半是用他的笑声来为它辩护，反驳那些正统福斯特派的批评，他们认为我的叙述者是“扁平的”，不像他们在《小说面面观》中读到的人物那样是“丰满的”。但是在那天，我对这种种吹毛求疵都没有听进去。只要那些笨蛋说到“丰满的”，我就想起安德丽亚。

课后阿勃拉伐纳尔邀我到附近的小饭馆去喝一杯咖啡，同去的还有安德丽亚、我的教授，和社会学系的一个成员，他是阿勃拉伐纳尔年轻时代的一个老朋友，一直等在教室门外要给阿勃拉伐纳尔一个重叙旧谊的拥抱（这位作家一边后退一边还是落落大方地接受了）。阿勃拉伐纳尔是亲自提出邀请的（我后来如此写信告诉我的父母），第一次说了一句听来像是真的很同情的话：“他们是帮不好惹的家伙，祖克曼。你还是来输一次血吧。”我以为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他要把我的小说拿到纽约去给赛摩·克内贝尔看。我有一百个理由感到飘飘然。当他告诉我去给我输血时，我记不得以前曾经感到过自己是这样一个丰满的人物。托马斯·曼为他做的事情，他现在要为我做了。文学史正在创造之中。安德丽亚也在那里，把这一切都记载下来传给后代，这真是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