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师（第13/15页）

但是在喝咖啡的时候，阿勃拉伐纳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是把他长长的、消瘦的身躯靠在他的椅背上，穿着一身上课时穿的衣服：淡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浅紫色的套头毛衣，开司米粗呢上衣，质地看上去像一只猫一样的光滑，可以抚摸。他的双手和双腿都文雅地交叉着，让他的活泼的年轻伴侣代表他说话：大半是关于费里克斯的老父，洛杉矶一个油漆匠的生动、好笑的故事，还有他用两种语言混合起来讨她欢心的话。甚至那位社会学教授也给征服了，虽然根据校园里的传说，我知道他是阿勃拉伐纳尔好打官司的第一个妻子的好友，很不满意这位作家对她的态度，首先是在生活中，其次是在小说里。此外，据说他也不赞成阿勃拉伐纳尔对一般女人的态度，尤其是，他认为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作家不应该让《星期六晚邮报》杂志发表关于自己的文章。但是现在这位社会学教授却提高嗓门想要安德丽亚听到他的讲话。他在小的时候也是费里克斯父亲怪话的崇拜者，他现在要大家都知道。“‘那个家伙，’”社会学家大声道，学着老阿勃拉伐纳尔的腔调，“‘他已经不在世了——可怜的家伙自死(31)。’”要是阿勃拉伐纳尔也认为那位退休的油漆匠一辈子讲怪腔怪调的英语这么令人难忘，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他在听安德丽亚讲故事的时候，态度表现得那么文雅、自信、有礼，使我对此有所怀疑。在外表上，阿勃拉伐纳尔怀念洛杉矶时代的感情并没有外露的痕迹，这种感情的流露他留给了他小说的读者，他们爱他儿童时代那个充满感情的世界，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世界一样。他本人似乎宁可从远处往下看我们，像只美洲驼或骆驼。

“祝你走运，”这是他们站起来去赶纽约火车时他对我说的话——安德丽亚说得更少。这一次，因为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她把我的手握在她五根柔软的手指里，但是神话里公主握手给我的感觉，与教员俱乐部酒会上的军人握手没有什么两样。我想，她已忘掉克内贝尔了。也许她已告诉了阿勃拉伐纳尔，以为他会处理这件事的，而他却已忘了。也许她告诉了他，而他却说：“别去管它。”看着她挽着阿勃拉伐纳尔的胳膊离开小饭馆——看着她到了街上为了要在他耳边说句话而踮起脚尖时头发擦到他的肩膀——我终于明白，在他们头天晚上回到温德米尔饭店以后，除了我的小说，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

这便是我为什么从夸赛把四篇已发表的小说邮寄给洛诺夫的原因。费里克斯·阿勃拉伐纳尔肯定不想要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

九点不到，洛诺夫看了一下他表上的时间，就喝干了最后一滴白兰地，这一滴酒留在杯底已有三十分钟了。他说他一定得告退了，但我仍可以留在起居室里听音乐，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到他书房中去，那是我今晚睡觉的地方。在灯芯绒的床罩下，书房里的卧榻已经铺上了干净的床单。毛毯和枕头在壁柜的低层，干净的毛巾在楼下洗澡间的壁柜里——他请我不必客气，尽管用那斜条的毛巾，因为它们用的次数最少，洗淋浴后擦身最好——在壁柜里，在第二层靠里边的地方，不定期有一支塑料匣还没有启封的牙刷和一管新的伊巴那牌小管牙膏。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谢谢你，什么都不缺了。”

他站起来的时候咬了咬牙——腰部风湿痛，他解释道，那是因为那天句子颠来倒去得太多了——然后说，他晚上还要读一会儿书。任何一个作家的书他如果不是连续几天读，每次一口气读三小时以上，他就感到有点对不起这位作家。不是这样的话，尽管他做笔记、划线，他就接触不到那本书的内在生命，还不如不读。有时，他不可避免地中断一天，他就要回过头去，从头读起，否则他就老是忐忑不安，因为做了一件对不起一位严肃作家的事。

他把这些想法告诉我，其一丝不苟的口气，同他指点我找牙膏和毛巾的地方时一样：一个态度直率、言辞通俗、毫不夸张的洛诺夫似乎与一个讲究衣着的商场经理洛诺夫作为对没有文化的世界的正式代表轮番出现。

“我的妻子认为这是个严重的毛病，”他又说。“我不知道怎样休息。很快她就会叫我出去，痛痛快快玩一玩。”

“不会这么快，”我答道。

“别人把我当傻子，”他说，“完全是有理由的。但是我没有这样的福气。不这样，我怎么能够读一本真正有深度的书呢？为了‘消遣’？只是为了——叫我入睡？”疲倦地——从他疲倦的、暴躁的口气中，我觉得他是准备上床了，而不是再花一百八十分钟全神专注于一位严肃作家写的一本有深度的书的内在生命——他问道，“不这样我怎样安排我的生活呢？”

“你愿意怎样另外安排？”

唉，我终于做到了，我终于从发木的忸怩和愚蠢的过分认真中解脱出来——从偶尔企图学洛诺夫的方式讲一两句俏皮话中解脱出来——向他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十分希望听到的。

“我可能愿意怎样另外安排？”

看到他站在那里极其认真地考虑我的问题，我感到十分兴奋。“是的，如果可以照你的意思，你现在会怎样生活？”

他按摩一下他的后腰说：“我现在就会住在佛罗伦萨郊外的一幢别墅里。”

“是吗？同谁在一起？

“同一个女人，当然。”他毫不犹疑地回答，好像我是另外一个大人。

因此，我就像个大人似的又问他：“这个女人，她多大？”

他俯身向我微笑。“我们俩都喝得太多了。”

我给他看我的杯里还有足够的酒可以摇晃一下。

“为我们。”他说，这次也顾不上用手指提起裤腿上的折痕，就有点随便地落座在椅子中了。

“请便吧，”我说，“我并不是要留你在这里妨碍你读书。我一个人待在这里也很自在。”

“有时，”他说，“我很想有那么一天，我已读完了我要读的最后一本书。最后一次看了一眼我的手表。你以为她该多大？”他问。“在佛罗伦萨的女人。你作为一个作家，猜猜多大？”

“我以为你得在三十年后才要我猜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说三十五岁。你觉得怎样？”

“好吧，要是你这么说。”

“她三十五岁，她会使我的生活过得很美好。她会使我的生活过得又舒服，又美好，又新鲜。她会在下午开车送我到圣吉米尼亚诺去，到乌菲兹去，到锡耶纳去。在锡耶纳，我们去参观大教堂，在广场上喝咖啡。在早餐桌旁她在漂亮的晨袍下面穿着长长的充满女人味的睡衣。那是我在旧桥边一家铺子里给她买的。我将在一个阴凉的石块盖的屋子里工作，有法兰西式落地窗。花瓶里插着鲜花。是她剪好，放在那里的。如此等等，内森，大体上按这个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