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声不响人的烟草（第3/4页）

“明天是星期天，”卡尔梅拉又说，“带我一起出去。我要看你们看到的东西，做你们做的事情，过上一整天。我观察。我会找到的。”

这下子，那些男人又不知怎么回答了。在蒙特普西奥，女人不能出门或者只是在白天几个规定的时间出门。如一清早上市场。还有望弥撒，但是自从唐卡洛去世以后，这样的出门机会就不存在了。还有就是摘橄榄、田野收获季节。还有主保瞻礼日。其余时间她们都留在家里，躲在房屋的厚墙头后面，晒不到太阳，避开男人的贪婪。卡尔梅拉说的事违反镇上的生活习俗，但是自从美国回来以后，斯科塔兄弟对妹妹的直觉是完全信任的。

“好吧。”多梅尼科说。

第二天，卡尔梅拉穿上最漂亮的长裙，由三位哥哥伴随着出了门。他们上咖啡馆，在那里像每个礼拜天那样，喝一种搅动肠子心乱跳的浓咖啡。然后他们坐上露天座的一张桌子，玩起了纸牌。卡尔梅拉也在一起，稍稍靠边一点。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她瞧着男人经过。她观察村子的生活。然后他们去拜访几名渔夫朋友。到了晚上，他们沿着加里巴尔第大街散步，来来回回，向认识的人致礼，打听当天的新闻。卡尔梅拉生平第一回在镇上的街道过完整整一天，在这男人的世界里，他们都惊讶地注视她。她听到背后有人议论。大家在问她上街干吗。大家评论她的穿着。但是她满不在乎，一心放在自己的任务上。晚上回到家里，她脱掉了鞋子感到轻松。脚已走痛了。多梅尼科站在她面前瞧着她，一句话不说。

“怎么样？”他终于问。朱塞佩和拉法埃莱抬起头，不出声，为了不漏过她回答的每一个字。

“香烟。”她平静地回答说。

“香烟？”

“是的。应该在蒙特普西奥开一家烟草店。”

多梅尼科容光焕发。烟草店。是的。蒙特普西奥还没有。食品杂货店里出售一些香烟，在市场上也可以找到，但是一家真正的烟草店，没有，在蒙特普西奥确实还没有。卡尔梅拉整天观察男人的生活。老镇上的渔民和大街上的市民唯一共同点，是所有男人都津津有味抽那些小香烟。在阴影里，在喝开胃酒时刻，或者在露天，在工作时间，个个都抽。这里面就有文章可做。开一家烟草店。是的。在大街上。卡尔梅拉有把握。一家烟草店。手可以放在火上发誓。这样的店会顾客盈门。

斯科塔兄妹想方设法要获取自己向往的财富。他们在加里巴尔第大街买了一间房。这是底层约三十平方米大的空房间。他们又买下了地窖做栈房。这样一来他们什么都没了。房产成交的当晚，卡尔梅拉脸色阴暗不说话。

“怎么啦？”多梅尼科问。

“我们已一个钱也不剩了，没法去买执照。”卡尔梅拉说。

“这要多少钱？”朱塞佩问。

“执照的费用是不多的，但是必须有足够的钱去巴结许可证局局长。给他送礼。每周都要送。直到他发给我们执照为止。我们没钱做这件事。”

多梅尼科和朱塞佩听了很沮丧。这是一个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新障碍，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克服。拉法埃莱瞧着他们三个，然后温和地对他们说：

“钱我有，我给你们。我只要求一件事，不要问我钱是从哪儿来的，有了多少时间，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从没跟你们说起这件事。我有。这是主要的。”

他把一束皱巴巴的纸币放在桌子上。这是博佐尼神父的钱。拉法埃莱把表卖了。在那天以前他一直带在身上，既不知道拿它干吗，也不敢扔掉或花掉。斯科塔人欣喜雀跃，但即使那个时候，拉法埃莱也感觉不到丝毫轻松。博佐尼疯狂的影像依然在他的脑海里晃动，内心疚悔不安。

他们拿了拉法埃莱的钱，走门路去得到执照。此后六个月内，多梅尼科一月两次骑了驴子离开蒙特普西奥，直到圣乔贡多。那里有一家国家烟草专卖局。他给局长捎去火腿、梨形奶酪和几瓶柠檬酒。他来来回回，不知疲劳。所有的钱都花在购买这些礼品上。六个月后批了下来。斯科塔人终于获得了执照。他们又一无所有了，没有一分钱的储蓄。有的只是一间空房子的四堵墙壁和一张纸，准许他们有权利营业。甚至连进货的钱也没有。第一批几箱子香烟是赊买的。多梅尼科和朱塞佩到圣乔贡多去找货源。他们把货物装到驴背上，在回家的路上生平第一次觉得有什么事终于开始了。在这以前他们只是遭遇生活。环境逼迫他们做出选择。现在是第一次他们要为自己奋斗，这个前景令他们幸福地笑了起来。

香烟由他们放在纸箱上，一盒盒堆着。可以说像是个走私站。没有柜台，没有账台。只有堆在地上的货物。唯一让人看来这是个得到官方批准的专卖店，就是他们挂在门楣上的那块木头招牌，上面写着：斯科塔·马斯卡尔松第一烟草专卖店。蒙特普西奥第一家烟草专卖店就是这样诞生了。这是他们的店铺。从此以后他们一心一意惨淡经营，干得大汗淋漓，腰酸背痛，累死为止。经常通宵达旦。斯科塔家的命运维系在几箱子香烟上，他们清晨从驴背上卸下，那时农民还没有下地，渔夫还没有出海归来。他们的整个生活取决于男人紧抓在手指间，在夏日温和的晚风中缓缓缩短的白色烟支。一种充满汗水与烟雾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他们的父亲逼迫他们陷入了贫困，终于出现了脱贫的转机。斯科塔·马斯卡尔松第一烟草专卖店。

我们在埃利斯岛待了九天。我们等待有船靠岸把我们带回去。九天，唐萨尔瓦托尔，凝望这个禁止我们上岸的国家。九天关在天堂的门外。在那里，我第一次回想父亲那夜忏悔后回到庄院，用手抚我头发的那个时刻。我好像觉得有一只手又在抚我的头发。跟以前的是同一只手。我父亲的手。这只手使我想起普利亚山岗上的恶风。这也是厄运的干枯的手，在这个橄榄树比人还得到更多关怀的乡土上，让几辈子的人只能做乡巴佬，从生到死在阳光下累死累活。

我们乘上了返程的船只，上船时的情景跟离开那不勒斯时不能相比，那时嘈杂喧哗。这次我们都在静默中，拖着死刑犯的缓慢步子寻找位子。上船的都是人间渣滓，全欧洲的病夫，穷人中的穷人。一船忍气吞声的悲哀。伤心人、罚入地狱人的船只，载着失败者挥之不去的耻辱回到老家。翻译没有说谎，旅行是免费的。反正也没有人还有钱买返程的船票。如果当局不愿意这些叫花子在埃利斯岛上扎堆，除了遣返他们回家以外也没有其他选择。然而，不是以一个国家和一个目的地租一条船。遣返者的轮船横渡大西洋，一旦进入欧洲水域，慢慢地停靠一个个主要港口，把人当货物似的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