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声不响人的烟草（第4/4页）

这次旅行，唐萨尔瓦托尔，长得没有个完。在这艘船上时间节奏缓慢，就像医院里输血用的滴注器。船舱里有人正在死去。有人进入弥留，因病，因失望，因孤独。这些被一切抛弃的人很难找到一个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他们带着模糊的微笑，经常毫不抗拒地沉入死亡，心底还庆幸结束了他们一生中连续不断的痛苦与辛酸。

我出人意料地恢复了体力。寒热退了。我不久就能够上甲板走来走去。我走下楼梯，穿越走廊。我到处都去。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只几天工夫，人人都认识我，不论他们什么年纪，讲什么语言。我白天就帮着大家做点小事，缝袜子。给那位爱尔兰老人取一点水，或者给一位丹麦女士找个买主，她要卖掉一只银质小奖章，然后再去买一条被子。我知道每个人的姓名。我给病人擦额上的汗。我给老人准备饮食。大家叫我“小姑娘”。我还差遣哥哥，我嘱咐他们做什么。他们逢上晴天扶病人到甲板上，在船舱里分水。我们轮流当个信使、商人、护理和听忏悔的人，逐渐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赚上一些小钱，得到一些特权。好处是从哪儿来的呢？大部分是从死人身上来的。死者身后留下的一点遗物都归集体，这是一致公认的。要不这样做也很难。这些不幸的人大多数回到本国，没有亲友等着他们。他们的家人都留在了美国或者他们再也无心重新踏上的国家。他们藏在旧衣服里的几枚硬币，难道还要寄往一个永远达不到的地址去么？这笔战利品在船上重新分配。经常是船员首先拿来私分了。这时候我们就先下手。我们尽量让船员最迟知道消息，我们在货舱的黑暗角落瓜分。这要商量很长时间。如果死者的家人在船上，一切都归那些家属，在相反的情况下——这往往是最常见的——大家竭力做到公平无欺。为了继承三个线团和一双袜子，经常要谈上几小时才达成一致。我护理一名病人，决不是想到他时间不多了，马上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我向您发誓。我这样做是因为我需要磨炼，这是我找到的唯一的方法。

我特别护理的是一位我很喜欢的波兰老人。我从来没能把他的名字完整念出来：科尔尼夫斯基还是科尔兹尼夫斯基……我叫他科尔尼。他瘦小干瘪，约有七十岁。他的身体慢慢弃他而去。来美国时就有人劝他打消试试运气的念头，向他解释说他太老了，太弱了。但是他坚持要来。他愿意看一看大家都在议论的国家。他的体力不久就开始衰弱。眼睛始终含有笑意，但是人明显消瘦下来。他有时在我耳边嗫嚅几声，我听不懂，但是使我发笑，因为这些声音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一种语言。

科尔尼。我们生计窘迫，是他救我们脱离了苦海。他在我们抵达英国前去世了。他死的那夜风平浪静。在感觉自己不行时，他把我叫到身边，伸手交给我一块用绳扎住的碎布。他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懂，然后仰首倒在床上，张开眼睛开始用拉丁语祈祷。我跟着他一起祈祷，直至死亡夺去他的最后一口气。

那块碎布包了八枚金币和一只银质耶稣蒙难小十字架。是这笔钱救了我们。

老科尔尼去世不久，轮船开始驶入欧洲各港口。首先停靠伦敦，然后在勒阿弗尔下锚，再启碇前往地中海，沿途泊在巴塞罗那、马赛，最后是那不勒斯。在每个码头下的是穷旅客，上的是货物。我们趁这时候做生意。船只每次停靠码头两至三天，这是让货物装船和船员喝酒买醉的时间。我们利用这些可贵的时间去买些商品，如茶、平底锅、烟草。我们选择每个城市的特产，又在下一站停靠时出售。这种生意很可笑，数量也微不足道，但是我们点点滴滴积蓄了一小笔钱。我们到达那不勒斯时要比上船那会儿有钱。唐萨尔瓦托尔，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的骄傲。我们回家时比离家时富有。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天赋，做生意的天赋。我的哥哥感到很惊讶。就是这一笔财富，辛辛苦苦攒三聚五而成的，让我们回到那不勒斯后，不致像畜生似的在贱民中间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