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情同手足（第12/21页）

她桌上电话发出的已经不再是有关业务的铃声，而是灾难之中绝望的警报。“塔格特小姐，我们没有铜缆了！”“钉子，塔格特小姐，就是普通的钉子，你能不能让人给我们送一公斤钉子来？”“塔格特小姐，能不能找到油漆，只要是防水的就行？”

从华盛顿拨来的三千万补助款已经花在了大豆项目上——路易斯安那州有一片浩大的农田，那里的大豆即将成熟和丰收，按照组织者爱玛·查莫斯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调整全国人民的饮食习惯。这个被很多人称为“基普妈妈”的爱玛·查莫斯是一个上了年岁的社会活动家，正如与她同龄的女人整天泡在酒吧里一样，她已在华盛顿混迹多年。自从她的儿子在隧道事故中丧了命，她便在华盛顿掀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殉难般的气息，这气息随着她最近皈依了佛教而愈加强烈起来。“与挥霍无度的饮食给我们造成的奢侈相比，大豆是一种更健全、营养和经济的作物，”基普妈妈曾在电台里说道；她的声音听上去总是像蘸了蛋黄酱一样含混不清，“大豆是面包、肉类、谷类和咖啡的绝佳替代品——假如我们把大豆作为强制性的主食，就会解决全国的食物危机，并且能养活更多的人。我的口号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了不起的食物。在公众需求极度紧张的今天，我们有责任牺牲自己的奢侈，让自己去适应东方人多少世纪以来以之为生的简单而健康的食物，从而重新获得我们的繁荣。东方人那里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东西。”

“铜管，塔格特小姐，能不能给我们搞些铜管来？”一个声音在电话里恳求道。“需要道钉，塔格特小姐！”“需要螺丝刀，塔格特小姐！”“需要灯泡，塔格特小姐，我们这儿方圆两百里都找不到灯泡了！”

可是，鼓舞士气办公室却将五百万元拨给了人民剧院公司，这家剧院走遍全国各地，为那些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连上剧场的力气都没有的人们免费演出。七百万元拨给了一名心理学家，他在负责一项通过对兄弟感情的研究进而解决世界性危机的课题。一千万元拨给了生产一种新式电子点烟器的厂家——但全国的商店里已经没有香烟可卖了。市场上有手电筒，却没有电池；有收音机，却没有电子管；有照相机，却没有胶卷。飞机制造已经被宣布“暂时中止”，航空旅行已经不接待非公务性质的旅客，只负责那些目的是“公众需求”的出行。企业家为挽救自己的工厂而出门被认为不是公众需求，因此无法乘飞机，收税的官员则符合坐飞机的标准。

“人们正从铁轨上偷卸螺栓螺母，塔格特小姐，他们是利用晚上出来偷的，我们的库存就要用光，分区的库房也空了，怎么办呀，塔格特小姐？”

然而，华盛顿的人民公园却正在为游客安放一台色彩艳丽、四尺见方的电视机——而国家科学院为了研究宇宙射线正在安装一台超级离子回旋加速器，工程耗时十年。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麻烦，”在离子回旋加速器的建筑开工典礼上，罗伯特·斯塔德勒博士向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说道，“就在于有很多人实在太多虑，这就导致了目前的恐慌和疑虑。作为一个进步的市民，应该摒弃对推理的盲目崇拜和过去对于理性的那种依赖。普通人看病时要听医生的，搞电器要听工程师的，因此，不配思考的人就应该把问题留给专家们去考虑，就应该相信专家们的权威。只有专家才能理解现代科学的种种发现，科学已经证明，人的想法是一种错觉，而头脑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

“如今的惨状是上帝对于人犯下的依赖他头脑的罪恶而做出的惩罚！”从大街小巷里，从雨水淋透的帐篷中和摇摇欲坠的庙宇内，传来了各式各样神秘主义教派胜利般的吼声，“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根源就是人企图依靠理性而生活！这就是思考、理论和科学给你带来的一切！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凡心并无力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有当他们回归信仰去相信上帝、相信至高权威时，才会得到拯救！”

综合了以上种种特征、每天都要同她作梗的便是集继位者和暴敛者于一身，并拒绝思考的库菲·麦格斯。库菲·麦格斯整天穿着一件似是而非的收腰的军上衣，拍着一只挂在皮绑腿旁的锃亮的皮包，在塔格特公司的办公室里晃来晃去。他一边的口袋里装了一把自动手枪，另一边则装了一只兔子脚。

库菲·麦格斯尽量不和她照面；他的举止间有一些轻蔑，像是视她为一个不识时务的梦想者，同时又有一些说不上来的敬畏，似乎她身上有一股他不想招惹的神奇力量。他看上去似乎没把她当做自己眼里的铁路的一部分，但又像是唯独不敢对她进行挑战。他对吉姆的态度里有一股不耐烦的厌恶，似乎吉姆有责任去应付她并保护他一样；他希望吉姆能保证铁路的运转，从而使他免于陷入具体的事务中，因此他希望吉姆能够像管理设备一样地把她也处置好。

在她的窗外，悬在远处的那幅日历上面空空如也，仿佛是在天空的创口上糊了一团泥灰。弗兰西斯科告别的那天晚上之后，这块日历就再也没有被修理过。那天晚上赶到楼顶的官员将日历的发动机砸坏，令它停了下来，同时将投影机前的幕布扯了下去。他们发现弗兰西斯科的那一小方块留言被贴在了日期的显示条上，但至今为止，仍在调查此案的三个官员还是找不出是谁把它贴上去的，又是谁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进入了这间上着锁的房子。在他们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日历牌便一直这样光秃秃地呆立在城市的上空。

在它依旧光秃秃矗立着的九月十四日下午，她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是一个人从明尼苏达州打来的。”秘书在电话中告诉她。

她已经通知秘书，这种电话她都接。它们都是求援的电话，也是她唯一的消息来源。眼下的铁路官员们只会发出一些逃避讲话的声音，陌生人的声音便成为她和整个系统间唯一的联系通道，成为在塔格特漫长的铁道上闪耀着的最后一点理智，最后一点受尽折磨的诚实火花。

“塔格特小姐，本来是轮不着我来和你讲话的，可别人都不想说，”这一次，从线路上传来的声音听上去很年轻，并且异常镇静。“再过一两天，这里就会发生一场他们从未见到过的灾难，到那时候，他们就再也掩饰不住了，可那也就太晚了，也许现在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