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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把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放到我那盛着黄油羊角小面包的碟子旁。“满意吗？”

我点点头。“预付款怎么办呢？”我问。“我该从这笔钱里退还给您，还是您从我的工资里扣除？”

西尔弗笑了。“那笔钱已经扣了。您赚了三百美元。”

“两百五十美元，”我解释说，“我自己还付了五十美元呢。”

“对。如果我们把地毯卖出去，您照样会得到一笔佣金。我们是人，不是赚钱的机器，我们以前曾是赚钱的机器。同意吗？”

“同意，甚至非常同意。您是个有双重人格的人，西尔弗先生！”

“再来一个黄油羊角小面包？”

“行。这种面包很好吃，就是个儿太小了。”

“这里很棒，是吧？”西尔弗说。“我一直向往着，店铺附近能有一家好的咖啡馆。”他一直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盯着对面的店铺，看有没有顾客上门。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勤奋的麻雀，蹦蹦跳跳地冒着被马蹄踩扁的危险在觅食。他突然长叹一声说：“要是我弟弟没有那个疯狂的念头就好了！”

“什么念头？”

“他有个女朋友，是个Schickse [59]。您想想看，现在他居然想娶她！一个悲剧！这会毁了我们大家！”

“Schickse？什么意思？”

西尔弗吃惊地望着我。“您是犹太人，却连这都不知道？也是，您是不可知论者。Schickse就是女基督徒！这个女基督徒耳边的发绺是用过氧化氢染过的，她长着一双鲱鱼眼，那张有四十八颗大牙的大嘴想吞掉我们含辛茹苦节省下来的美元。她就是只染着金发、长着两条罗圈右腿的鬣狗！”

到我想象出他描绘的画面，还真过了好一阵。“我那可怜的母亲，”西尔弗继续说，“要不是八年前在火葬场被火化了，她在坟里也会恼火的。”

我来不及思索这些杂乱无章的事。“火葬场”这个词像警钟一样击中了我，我把装点心的碟子往后推了推。那股我所熟悉的甜丝丝的无聊气味突然浮现，令我直想吐。“火葬场？”我问。

“是的，火葬是这里最简单，也是最干净的方式。我母亲是虔诚的犹太人，出生在波兰，死在这里了。您知道……”

“我知道，”我匆忙说，“您弟弟呢？他为什么不该结婚呢？”

“可是不能娶非犹太人！西尔弗气愤地说，“在纽约，正派的犹太姑娘比在巴勒斯坦还多。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犹太人！难道他在这儿就找不到一个犹太女人？要是在这儿找不到，那就没地儿能找到了！可他偏要标新立异！这就跟在耶路撒冷非要娶布伦希尔德[60]为妻一样。”

我一言不发听着他抱怨，刻意不向西尔弗指出他言论中逆向反犹主义的悖论。这种事开不得玩笑，连讽刺性比喻都不行。

西尔弗恢复了平静。“我本来根本不想向您讲这一切的，”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了此事的悲剧性。”

“没有真正理解。悲剧对我而言几乎总是与死亡有关，与婚礼无关。我这个人本性非常简单。”

他点点头，继续严肃地解释道：“我们是虔诚的犹太人。我们不与其他教派的人通婚，这是我们的教规。”他看着我说：“您所受的犹太教育肯定已经不是笃信宗教的了，是吧？”

我摇了摇头。我总是忘记自己在他眼里是个犹太人。

“无神论者，”他说，“自由思想者！您真是这种人吗？”

我略加思索后说：“我是个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又补充道：“在夜里。”

我现在冒名顶替的这位路德维希·佐默，他曾在巴黎打过黑工，为一位法国商人修复绘画作品。同时他还兼做古董生意，我为他跑过一阵业务，因为他心脏不好，行动受限。他最大的专长是买卖旧地毯，这方面他比绝大多数博物馆馆长还在行。他曾带我去过卖主那里，多是一些可疑的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他给我讲过这个领域造假的诡计以及如何识破它们。这和中国青铜器的情况如出一辙：必须完全了解编织手法、颜色以及装饰图案，并对它们进行比较。造假者最容易在这方面露出破绽，因为他们多是些没受过教育的织工，往往在仿制过程中把真正古老的地毯的不规则性当成错误给纠正了。而恰恰这种不规则性才是真品的标志，古地毯没有整块花纹是完全规则的。织工们相信不规则可以避邪，而且使地毯生动。相反，赝品则总是显得有些呆板和做作。佐默收藏了一些小块的地毯残片，他用这些残片给我讲解真品与赝品的区别。我们星期天去博物馆，为的是研究那里珍藏的杰作。那段时光几乎是田园式的，也是我在流亡途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仅维持了一个夏天而已。正是这段经历令我学会了一些本事，才能识别西尔弗那两块吉奥狄斯。

那年是佐默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清楚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幻想。他也知道自己在替一个骗子修复绘画作品，以后这些作品会被冠以别人的名字，但他连对此进行嘲讽的时间都没有了。他历尽艰辛，损失无数，同时却始终保持了理智，以致在最后几个月甚至都没有流露出丝毫愁苦的情绪。他是第一个教导我与命运抗争要适可而止的人，这样才能避免过早地被命运击毁。可我从来没有学会这一点，就像我也未能学会忘却复仇那样。

那是个特殊的夏季，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常常坐在佐默位于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他喜欢默默地坐在塞纳河畔，放眼望去是漂浮着大朵白云的蓝天，阳光照耀下的河水波光粼粼，还有桥梁和拖船。最后几周他不再开口说话，与他即将告别的一切相比，话语不再重要。而且他反正也不再想进行任何解释、表示什么遗憾或伤感。他的眼睛将不再能看到蓝天，他的呼吸将会停止，生命也将逝去，对此他只有一种对策：他那轻盈而几乎不带任何想法的喜悦心情，一种已经说不上是感谢的谢意，拭目以待日益逼近的死亡的那份镇定。他已然超越了死亡的门槛，在死神的利爪扼住他的咽喉之前，他就默默放弃了，没有痉挛和痛苦。

在对每况愈下进行比喻方面，佐默堪称是位大师。流亡者喜欢说的一个忧伤笑话是：一切都可能会更糟。人不光可能丧失他的财产，而且还可能在德国被关押起来；人不光可能会受到严刑拷打，而且还可能服劳役致死；人不光可能服劳役致死，而且还可能被交给党卫军医生用去做试验或活体解剖，慢刀致死。就算这么被折磨死了，也还有两种处理尸体的可能性：被焚烧或在万人坑中逐渐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