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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能会得肠癌，”佐默说，“外加喉癌。或是双目失明。”他微笑道：“可能性数不胜数！心脏，这种病死得最干净利索！蓝色！你看看这蓝色！这天空！一块老地毯的蓝色。”

我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满脑子转的都是自己那些冤屈与复仇的念头。但他感动了我。只要是他体力允许，我们就坐在教堂和博物馆中。它们是流亡者常去的避难所，警察从不去那种地方。卢浮宫、装饰艺术博物馆、网球场博物馆[61]和巴黎圣母院变成了国际家园，它们既意味着安全和安慰，同时人们还能在那儿受到美育熏陶。教堂也一样，然而它们并不十分能体现上帝的公正，对此我们抱有很大怀疑，可艺术在那里却受到了维持。

那些在明亮的博物馆度过的夏日午后令人难忘，那里珍藏的印象派画作使人流连忘返！那感受就像是在非人道的风暴中觅到了一片宁静的绿洲。我们面对着寂静的画作，正在死去的佐默缄默地坐在我身旁，这些画作成为一扇扇窥探无穷的窗口。在人无恶不作的时代，这些画作就成了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佳作品。“或者我会在灭绝营被活活烧死，在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故乡。”过了一会儿佐默幸福地慢慢说道。

“拿着我的护照，”他接着说，“用它活下去。”

“你可以把它卖了。”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流亡者中有个人什么证件都没有，他愿意出一千二百瑞士法郎买一本护照。这可是个天价，用这笔钱可以送佐默去住院。但他不愿意，他想死在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周围是地毯残片，闻着熟悉的松节油味道。他的医生古根海姆以前是位教授，现在做长袜生意，比这更好的医生他几乎找不到了。“拿着护照，”他说，“这是一线生机。把这个也拿上，这是死亡通行证。”他塞给我一个带链子的小金属盒，盒内用棉花包着一粒氰化钾。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佐默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以备一旦落入盖世太保魔爪时用。他认为自己忍受不了严刑拷打，情愿速死。

他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他给我留下了自己的衣物、几幅石版画和他收集的地毯残片。我把这些东西全卖了，为的是给他凑丧葬费。我留下了装有氰化钾的盒子与护照，下葬时用的是我的名字。我也留了一小块吉奥狄斯地毯的残片，是一块带浅蓝色祈祷神龛的边饰，蓝得就像巴黎八月的蓝天，和我在西尔弗那儿找到的那块地毯一样蓝。那粒毒药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我们来到埃利斯岛，我才把它扔进水中，以免惹来不必要的询问。拿着佐默的护照开始几周有些异样，就像一个死者在休假，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罗伯特·希尔施再次拒绝接受我还给他的钱。“我现在钱有富余，”我抗议道，“何况我还有一份固定黑工，至少可以干六周。”

“先把你欠律师的钱付了，”他回复道，“莱文和沃森先生的钱，这是重要的，你还需要他们的帮助。最后再还朋友，他们可以等，《拉昂摘要》第四条B款就是这么说的。”

我笑了。“你记错了！《拉昂摘要》上的话正相反，先朋友，后他人。”

“这是修订版的纽约《拉昂摘要》。最重要的是逗留许可。或者你情愿进美国拘留营？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有不少这类拘留营，加利福尼亚的是关押日本人的，佛罗里达的是关押德国人的。你愿意与德国纳粹关押在一起吗？”

我摇了摇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会，如果遭到怀疑。而遭到怀疑并不难，只要护照可疑就够了，路德维希。你难道把那句老话忘了？陷入法律的利爪易，想逃脱它却难。”

“没忘。”我不安地回复道。

“那你愿意在拘留营挨揍吗？挨人多势众的纳粹分子的揍？”

“拘留营难道没有警卫吗？”

希尔施充满同情地微笑道：“我说路德维希！你自己不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嘛，在一个关押着几百号囚徒的拘留营里，夜间是没有保护措施的。那时‘圣灵’就会来揍人，而且不留任何痕迹。有时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事情。当美国人每天成千上万地死在欧洲时，谁又会对一桩所谓的自杀感兴趣呢？”

“那拘留营的指挥官不管吗？”

希尔施不屑地摆摆手。“这种拘留营的指挥官大多是退了役的老兵油子，对他们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纳粹分子会笔挺地敬礼，站得笔直，举手投足都有军人风范，所以他们比起那些其他的可疑分子更容易招指挥官喜欢。而其他嫌疑犯只会抱怨别人骚扰他们。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答道。

“国家毕竟是国家，”希尔施说，“我们在此不遭追杀，受到容忍，这已经是种进步了！但切勿掉以轻心，而且永远不要忘记，在这里我们也是二等公民。”他掏出自己的粉色护照：“敌国侨民。二等公民。”

“那一旦战争结束情况会怎样呢？”

希尔施笑了。“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你仍旧是二等公民。你永远没有当选总统的资格。护照到期时你得不断回美国来延长，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麻烦。谁有这么多钱来回跑呢？”

他从某个角落拿出一瓶白兰地。“下班了！”他说。“苦役结束。今天我卖出四台收音机、两个吸尘器和一个烤面包机。业绩太差，我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那你适合做什么呢？”

“无论你相信与否，我想成为法学家。在德国！这个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凡是对国家有益的就是法。这个国家是用法律条文杀人者的乐园！法学家我是当不成了，还能干什么呢？人还能相信什么呢，路德维希？”

我耸了耸肩。“我不能预测太远的未来，罗伯特。”

他望着我说：“你是个幸福的人。”

“这怎么讲？”

他嘲讽地微笑道：“不捉摸不该知道的。”

“是啊，罗伯特，”我性急地回复道，“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生物。结果如何呢？”

“人创立了宗教。”

“没错，但也因此而变得不宽容。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

“因此而引发战争。最血腥的战争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就连希特勒也要借用上帝的名义。”

我们有问有答，就像在教堂做连祷。希尔施突然笑了。“你还记得为了不绝望，我们在拉昂那个鸡棚里练习过这种连祷吗？我们边练还边喝生鸡蛋加白兰地？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干不成什么正事了，我们将继续这种吉普赛人的生存状况。有些悲伤，有些犬儒，相当绝望的吉普赛人。你不这么认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