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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您有什么相干？少管闲事！”

我又向前迈了一步，轻轻朝科勒胸前搡了一把。他正站在一把扶手椅前，一屁股就跌坐进去。这一把搡得很轻，科勒跌坐下去是因为椅子就在他身后。他索性不站起来了，坐在椅子上咬牙痛骂：“关您屁事儿！您这个沉不住气的异教徒！您这个雅利安人！”他大放这些厥词就像是在对我进行严重的侮辱。

我吃惊地望着他，等待着下文。“还有吗？”我问。我等着他骂出“纳粹”这个字眼。我遇到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科勒默不作声了。我居高临下地盯着他。“难道您想打一个坐着的人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局面的滑稽性。“不，”我回复道，“我会先把您扶起来再动手的。”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递给我一块蛋糕。喝过布莱克的白兰地后我正觉得有些饿，所以马上接过了蛋糕。另一位孪生姐妹又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您看，”我对科勒说，“我现在反正也腾不出手来了。再说我也从来不跟演员动手，跟他们动手就像往镜子上打一样。”科勒看来又把这当成了对他的侮辱。

我转过身，看到莱奥·巴赫站在我身旁。“我搞清楚了，”他向我耳语道，“这对孪生姐妹都是清教徒，没有一个是妓女。我是牺牲了一件西服才弄清楚的，我把西服送到洗衣房去了。这对害人精是端着咖啡壶的恶魔。要是有人捏她们一把，她们就把盛着满满牛奶的杯子向你扔过来。这俩虐待狂！”

“您身上穿的就是清洗过的西服吗？”

“不是。这件是黑的。另一件是灰色的，更容易脏。”

“您应该把它捐献给博物馆去进行科学研究。”我说。

博瑟医生是个消瘦的男人，蓄着稀疏的小黑胡子。他坐在辛德勒和洛茨中间，前者曾是科学家，现在卖长袜；后者曾是音乐家，现在卖洗衣机。杰西拼命让他吃糕点喝咖啡，就好像他刚刚结束饥饿疗法似的。他离开德国的时间比别人都晚，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

“我应该学语言，”他说，“不是拉丁文或希腊文，而是英文。那我现在的处境会好得多。”

“胡扯！”杰西大声反驳。“英语你是得学。但你现在混得不好，是因为流亡者中有个瘪三欺骗了你。实话实说吧！”

“唉，杰西，比你说的还要恶劣得多。”

“连骗带偷！”杰西激动地解释道，以致她衣服上的滚边都直颤抖。“博瑟收集过许多珍贵的邮票，他把其中最好的交给了柏林一位获准移民的朋友，托他带到国外代为保管，直到他自己能出来。现在这家伙声称从来就没有拿到过他的邮票。”

“是不是过境时邮票被没收了？”希尔施问。“一般人们会找这种借口。”

“这个流氓更狡猾。他要是那么说，就等于承认拿到过这些邮票。这么一来博瑟就有那么一点点权力，要求对方归还。”

“不对，杰西，”希尔施说，“他没这种权力。您没有字据，对吧？”他问博瑟。

“当然没有。不能有！会被人发现的。”

“而邮票在那个人手中。”希尔施说。

“是的，邮票在那个人手中。”

“要是字据被发现，你们俩都得丧命，对吧？他或者您，所以您没有字据。”

博瑟狼狈地点点头。“所以我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您也没什么行动可采取。”

“罗伯特！”杰西气得直嚷。“难道你还要替这家伙辩解不成？”

“那些邮票值多少钱？大概数字？”希尔施问。

“那是我珍贵的邮票。一位邮票商肯定愿意出四五千美元购买的。”

“一大笔财富啊！”杰西激愤地说。“可博瑟现在连学费都付不起！”

“您说得对，”博瑟抱歉地对希尔施说，“但这样总要比落到纳粹手中强些。”

杰西愤慨地盯着他说：“除了‘总要比什么什么还强’就没什么新的言语了嘛！你为什么不发自肺腑地诅咒这个家伙？”

“骂也没有用，杰西。此外，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把邮票带出来的。”

“我真是怒火中烧！总是理解别人！你们认为一名纳粹分子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他会揍死这个无赖！”

“我们不是纳粹。”

“那我们是什么？永远的牺牲品？”

穿着那身带滚边的灰色衣服，杰西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气得炸了毛的鹦鹉。希尔施被逗乐了，轻柔地拍着她的肩膀说：“杰西，你是咱们马加比家族的最后一位女杰！”

“别笑！我有时候痛心得都能憋死！”

她重新往博瑟的碟子上添加点心。“既然你无法复仇，那至少得多吃点儿。”然后她站起身，抖了抖衣服。

“去科勒那儿，”希尔施说，“他要是回了国，会把所有坏人都斩尽杀绝的。对你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复仇者，杰西。他把账一笔笔都记下来了，恐怕根据他那个单子，连我也得被罚坐几年牢呢。”

“嗨，那个白痴！他要做的事不外乎就是跑到最近一家剧院去谋个角色。”

博瑟摇了摇头。“您就让他安心演戏吧。最后一个终将破灭的幻想就是：大洋彼岸的人日后会欢天喜地地迎接我们重归故里，并为我们所遭的罪向我们道歉。他们其实根本不想重新接纳我们。”

“现在不想，但纳粹倒台后会的！”卖长袜的辛德勒教授说。

博瑟盯着他。“我亲眼看到了发生的事，”他反驳说，“纳粹不是从火星上下来，然后把德国强奸了的。只有那些已经离开德国很久了的人才相信这种话。一连六年，我耳畔响彻的都是狂热的咆哮。我在电影里看到，纳粹召开党代会时，几十万人张开血盆大口跟着号叫。我听着几十家电台播出的杀气腾腾的欢呼，我也读了各种报纸。”他转过身对眼下做长袜生意的辛德勒教授说：“我也关注过德国知识界对现政权可以说是过度热情的追捧，包括司法、工业和学术各界，教授先生，整整六年，没有一天间断。”

“那些七月二十日起来反叛的人呢？”辛德勒说。

“他们是少数，毫无希望的少数。他们已经被自己本阶层的人送上了绞刑架。正派的德国人肯定是有的，但他们从来都是少数。三千名教授中1914年就有两千九百人是主战派，只有六十人反战。这种情况一直未变。宽容一向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人道也不例外。就让那个正在老去的哑剧演员接着做他的幼稚梦吧，梦醒之后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博瑟伤感地看了看周围说：“没人愿意让我们回去。我们意味着令人不快的谴责，人们避之唯恐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