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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搭腔。

我回了旅馆。在杰西·施泰因那儿度过的这个下午令我变得感伤起来。我想到试图重建新生活的博瑟。1938年，他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了德国，她不是犹太人。她坚持了五年没有向盖世太保的压力屈服，没有与他离婚。这五年中她从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被折磨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病女人。每隔几周，博瑟就受到一次传讯，每天早晨四点到七点他和妻子都吓得发抖，因为他一般都是这个时辰被带走。审讯有时在第二天，有时在几天以后才进行，此间博瑟被关在牢房里等待审讯，牢房里还关着其他犹太人。他们蹲挤在一处，由于恐惧直冒冷汗。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他们结下了一种特殊的兄弟情谊。他们彼此耳语，却依旧什么也没听见。他们一心留神着的仅仅是外面的动静——听外面什么方向传来皮靴踏地的声音。他们的兄弟情谊是这样的：说是要用少得可怜的办法互相帮助，实际上彼此几乎处于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中，就好像大家可以用作借口的可能性数量有限，每个人都在减少他人的机会。德国民族的“精英”有时会把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拖出去，一顿拳打脚踢，外加侮辱谩骂。这些二十来岁的“英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向前赶。这时牢房里鸦雀无声，他们都在等待。大家几乎屏住呼吸，彼此也不再相视。通常几小时之后，一堆鲜血淋漓、抽搐不已的肉被扔进牢房，这时大家马上沉默地开始救治。博瑟经常参加援救，所以每当被传唤时，他都示意哭泣的妻子在自己的西服口袋里放几块特别的手绢，他可以用它们来包扎。他不敢带绷带，否则人们会指控他相信不实的“暴行传闻”，并立刻将他收监。即使在牢房里包扎，这种行动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已经发生过敢这样做的人被打死的事，罪名是“妨碍公务”。博瑟还能回忆起那些被拖回来的受害者，他们经常被打得几乎不能动弹了。其中有些人仍旧用因受刑时叫喊而变得嘶哑的嗓音说：“还算走运，没有被他们留在那儿！”他们的眼神此时是迷离的，眼睛成了他们进行表达的最后可能，血肉模糊的脸上唯有眼睛炽热，还能放出光亮。留下意味着在地下室中被踩死，或是送到集中营去做牛做马，最后遭电流击毙。

博瑟总能被放回家。他的诊所早就不得不转让给另一位医生了。接手人答应给他三万马克，结果只付了一千——那诊所其实值三十万。有一天，那位接手人的一位亲戚来了，他是冲锋队的头目，他让博瑟自己挑，是愿意因非法行医被送进集中营，还是愿意收一千马克，开张三万马克的收据。博瑟知道该怎么做，他开了收据。在这几年中，他妻子已经病得该进精神病医院了，可她就是不愿离婚。她相信，只有她才能保护博瑟不被送进集中营，因为她不是犹太人。只有在博瑟能够离开德国的情况下，她才同意离婚。她想让他脱离危险。突然博瑟有了点儿运气。那个冲锋队的头目又升了官，有一天晚上来找他。他是穿便服来的，犹豫一阵后终于说明来意：他想让博瑟替他的女友堕胎。他是有妇之夫，他妻子并不认可纳粹的理念：必须尽量多生孩子，哪怕孩子血缘不同，只要遗传基因好就行。他妻子认为有她自己的血脉就够了。博瑟拒绝了，他怕这是个陷阱。小心起见，他劝这位冲锋队指挥官去找接手他诊所的那位医生，他们甚至还是亲戚呢，而且——博瑟小心翼翼地暗示——那位医生还欠着指挥官的人情呢。指挥官回复道：“那无赖不干，我试探过他。那个猪猡居然给我做了一通纳粹演讲，大谈什么基因型、遗传等一堆废话。这您就看出来什么叫感恩了！要不是我，那家伙还拿不到那诊所呢！”博瑟在这位膀大腰圆的冲锋队指挥官眼中没有看到丝毫的讽刺。“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说，“在您这里，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我小舅子，那畜生，他很可能走漏风声，或是敲诈我一辈子。”

“您也可以反过来敲诈他嘛，因为他做被禁止的手术。”

“我就是一介武夫，”指挥官说，“这些事我不懂。您是大夫，做这种手术易如反掌。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您不许工作，我也不能请您工作，所以对我们双方都没有风险。那姑娘夜里来您这儿，第二天一早回家，行吗？”

“不行！”博瑟夫人在门口喊道。她充满恐惧地在偷听，听见了他们说的一切。她扶着门框，站在门下就像是个幽灵。博瑟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让我说！”他妻子道。“我全都听见了。你什么都不要做！没得到出国许可前什么也不做。这是代价，您去弄出国许可吧。”她对指挥官说，后者试图向她解释，这不是他负责的领域。但她毫不让步，威胁说要去他上司那里告发他。他嘲笑地问：谁会相信她呢？各执一词罢了，他的证词对她——一个犹太人的老婆——的证词。她反驳道，她跟他一样，也是雅利安人。这是她当着他的面第一次使用这个可笑的字眼儿。此外，这也不是一个证词对一个证词的事，而是一个对两个。那女孩怀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词。博瑟呆望着自己的妻子，他还从未见过她这种样子。她虚弱得直打晃，但她挺住了，甚至成功地说服了指挥官。他想向她空口许愿，她可没那么傻。不见到出国许可证，就不做堕胎手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居然办成了。指挥官有足够的关系可以利用，此外，博瑟妻子也保证离婚。两件事都起了作用。在恐怖的官僚主义混乱中，间或也能出现这种隐藏的沙漠绿洲。那姑娘来了，大概是在两周后的一天夜间。事后指挥官告诉博瑟，他找他做这个手术还有第三个理由，他对一位犹太医生比对他那废物小舅子有更多的信任。博瑟直到最后都在等着他的圈套，指挥官给他两百马克作酬金。博瑟拒收，指挥官硬塞进他兜里。“大夫，这钱您以后肯定有用得着的地方！”他是真爱那个姑娘的。博瑟变得如此多疑和古怪，以致他都没有同妻子告别。他希望这样可以买通命运，他认为，如果去向妻子告别，就有可能被抓回去。他出逃成功，先到了法国，后去了里斯本。现在，他在费城的一家医院，后悔没有吻别妻子。他是个天生敏感的人，对此无法释怀。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却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也很难再有消息了，他逃出不久战争就爆发了。

劳施旅馆前停着一辆配有司机的劳斯莱斯车，就像一根金条躺在灰堆里那么扎眼。“适合陪同您的人正巧来了，”我听见莫伊科夫在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里对某人说，“可惜我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