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21/26页)
陈之遴既败,拙政园亦没为官产,被圈封为宁海将军府,次第为王、严两镇将所有,后又改为兵备道(安姓)行馆。吴三桂写信给韩世琦后,清廷为讨好吴氏,先将拙政园发还陈氏,再由韩世琦出面代买,如此便顺理成章地将官产又变回了私宅。
王永宁携妻子回到苏州后,嫌拙政园不够气派,下令翻新重建。在此以前,拙政园园主虽屡有变动,但大都仍保持了园林原貌,独独到了王永宁这里,大兴土木,易置丘壑,面貌大改。如园内建斑竹厅、娘娘厅,为王永宁夫妇居处。又有楠木厅,列柱百余,石础径三四尺,高齐人腰,柱础所刻皆升龙,又有白玉龙凤鼓墩,穷极侈丽。
王永宁常在园中举办宴会,令家姬演剧,时人有“素娥几队出银屏”“十斛珍珠满地倾”之句。
王永宁夫人人称“吴小姐”,倚仗其父吴三桂势力,骄横跋扈。她见苏州河多船多,便派人强占码头,自行收取费用,发一笔横财。地方官府根本不敢出面,任其作为。吴小姐春日出游,前面有大队人马开道。一次过桥时,桥上游人来不及回避,吴小姐手下便直接将众游人推落河中,导致十余人溺死。有御史据实弹劾,清廷不想得罪吴三桂,只将奏本留中不发。
后吴三桂起兵反清,王永宁事先已有所知,惧而先死,吴小姐被逮捕下狱,家产籍没。王永宁增建的雕龙柱础及楠木柱石等尽输京师,拙政园由此破败。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拙政园改为苏松常道新署,参议祖泽深将园修葺一新,增置堂三楹。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玄烨南巡,曾慕名来到拙政园,然园“廿年来数易主,虽增葺壮丽,无复昔时山林雅致矣”。
对比于哭庙案诸生员无辜被杀,及王永宁一夜暴富及嚣张,便可见政局的微妙:清廷一面用残酷手段镇压异己,打压江南不平之气,宁可错杀枉杀,也不放过;另一面又要借助吴三桂来对付明朝残余势力,是以处处姑息,终至养虎遗患。
“哭庙案”与“通海案”“奏销案”合称“江南三大案”,“哭庙案”与“郑成功通海案”相提并论,足见清廷对这起案子的定性。
因“哭庙案”牵涉入狱又幸免于难的顾予咸曾在《雅园居士自叙》一文道:哭庙虽是苏州习俗,但换了新朝,清廷对此“未之前闻,张皇摭拾”,故兴起大狱。
这显然有为清廷开脱的嫌疑,其中却反映出一点,顾予咸也很清楚:“兴起大狱”的根源并不是朱国治、任维初,而是朝廷。清廷先后制造一系列大案,意在以高压手段打压江南士子,“哭庙案”不过是其中一起而已。跟前面提及的南北党争一样,朱国治、任维初只是由头和工具。尤其朱国治,充当了清廷的刽子手,价值利用完了,便被彻底摒弃,清廷还能由此挽回形象及人心。
尽管公认的罪魁祸首也没有太好的结局,然因“哭庙案”而笼罩在江南士人心头的阴影多年后仍不能散去——
满清刻意罗织罪名,导致江南才子金圣叹殒命于屠刀之下,就连最早主动为满清效力的顾予咸亦接连罹祸[56] ,旧巢覆破,新枝难栖。悲愤与惶恐,幻灭与失落,复杂的心绪交相环绕。
康熙皇帝为心智极高之人杰,登基后便充分意识到江南士人离心力的重大威胁。但他没有像以往执政者那样以高压来解决,而是采用了更高明的方式——
开“博学鸿词科”[57] ;选派文学才华杰出的大臣出任江苏巡抚;又以汉人心腹安插在江南,借诗酒流连,广泛结交江南文人。
于是便有了曹氏三代累任江宁织造六十年之久,于是便有了曹寅《楝亭图》,亦由此诞生了文学名著《红楼梦》。
————————————————————
[1] 此处“关”指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明长城东北关隘之一,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关外”即指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一带。
[2] 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卢龙。
[3] 此段历史具体可参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此处不再赘述。
[4] 助饷:捐钱以补充军费。有意思的是,创造“助饷”的并非李自成,而是明廷。明神宗万历年间,国家财政就已陷入危机,崇祯即位后,为筹措军费,不得不加派赋银。崇祯八年(1635年),在辽饷(明末田赋加派之一,系因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兴起在辽东用兵而加派之军饷,故称)加派一分二厘,得银六百八十五万两的基础上,还新增助饷。《明史·食货志》:“后五年(崇祯八年,即1635年),总督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征每两一钱,名曰助饷。”“助”有捐助之意,因饷加于宦户士大夫家,故称助饷。
[5] 林下:幽僻之境;风:风度,指女子态度娴雅、举止大方。“林下之风”一般用来形容有才干、有才华、有诗韵、有风度、巾帼不让须眉,然又具女性之柔美的奇女子。语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王夫人(谢道韫)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谢道韫为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叔父谢安),长大后嫁给书圣王羲之次子王凝之,谢家风范在其身上表露无遗,生平诸多事迹,皆传为佳话。
[6] 对明末政局、党争及钱谦益、柳如是个人生平事迹感兴趣的读者,可关注同系列小说《柳如是》。
[7] 尽管多认为顺治皇帝爱妃董鄂妃不可能是董小宛,但亦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已故历史名家高阳即持此观点,且从冒襄及其友人诗文中找到了诸多支持其观点的证据。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高阳相关著述。
[8] 大清统一中国后,对名士多采取笼络招降政策。最早降清的复社名士陈名夏专门写信给冒襄,称满清权贵夸赞冒襄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予以“特荐”。冒襄没有领情,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此为康熙一朝的重大转折事件,本书将会多次提及),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在应征之列,但他以遗民自居,不事二姓,坚辞不赴。与此同时,冒襄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居处如皋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清内阁学士韩菼(音tǎn,康熙十二年状元,满清第十四位状元,亦是本书出场人物)曾慕名到水绘园拜访冒襄,冒襄命家班演出李玉所作《清忠谱》,可谓用意深刻。当日另一名士余怀亦在场,写有长诗《往昔行》记其事。本书主要人物曹寅养有戏班,曲师朱音仙即出自冒家。朱音仙原为阮大铖家班昆曲名伶,南明弘光朝时被举进宫为供奉,后归冒襄,后又受聘于曹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