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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22/26页）
[9] 吴琪：又作吴淇，字蕊仙，又字莺期，号佛眉，又号上莲道人。幼聪慧，五岁过目成诵。工诗词，善属文，尤精绘事，其画作深得世人称赏。成人后，嫁复社名士管勋（其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明亡后，管勋抗清而死，吴琪无所依靠，遂投奔丈夫生前好友冒襄。彼时正逢冒襄失去董小宛，二人于同病相怜中产生了真挚感情。然吴琪厌恶冒襄浪荡风流，宠妾众多，终不能接受与他在一起，最后削发为尼。冒襄为其筑庵，名“别离庙”。吴琪死后，冒襄只身前往凭吊，并有题词刻石庙中：“别离庙，春禽叫，不见当日如花人，但见今日花含笑。春花有时落复开，玉颜一去难复来。只今荒烟蔓草最深处，愁云犹望姑苏台。”
[10] 所谓“大利”，即指金银珠宝等财物。吴三桂提出此节，盖因其常年在辽东与满清作战，熟知满清习俗。满清当时虽然骁勇善战，依旧是部落制，靠掠夺战利品为生。正是基于这种传统，满清贵族一直认为，与其占领中原，不如将之作为劫掠之地。此处亦可以看出吴三桂最初的打算，是以明朝救世主身份出现，想借满清兵力驱逐李自成，重新恢复大明江山秩序，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但后来局势发展超出了吴三桂的判断，满清竟有入主中原之心。限于篇幅，本书对此节不多作叙述。
[11] 后人多认为，如无陈圆圆，吴三桂得父亲吴襄书信，必然与李自成合，而无乞师清廷的举动，清军也不能长驱入关，中原战乱还不知鹿死谁手，清人统治中国，也许不能成功，那么，之后三百年的历史便要重写。所以后人认为导清入关者其实是陈圆圆，因为某个奇特的历史机遇，令她在明末的政治风云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2] 吴伟业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会试第一、殿试第二。且因尚未成婚，崇祯皇帝特赐他归里娶亲，是以荣耀一时，其人具体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后，吴伟业时在家中，闻讯后欲自缢，幸为家人所觉。满清入主中原后，因吴伟业名气很大，多次主动招揽。复社名士侯方域曾与吴伟业相约终隐，但侯方域终究还是参加满清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引来无穷无尽的非议和诽谤，失去了士大夫最重要的名节。他以自身经历力劝吴伟业千万不要仕清，但吴伟业性格软弱，最终屈服于当权者压力，出仕清廷。后江南名士在虎丘举行大会，会议由吴伟业主持。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忽有少年投函吴伟业，信上写着一首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极尽嘲讽之能事。吴伟业读信后，立即起身，但默然无语。
[13] 后来满清平定西南，全靠明降将之力，因而事定之后，满清难以直接统治，于是封尚可喜于广东，耿仲明之子继茂于福建，吴三桂于云南，是为著名的“三藩”。
[14] 祁彪佳出身仕宦，为藏书家祁承之子。祁氏“澹生堂”藏书名满江左，祁彪佳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藏书，筑“旷园”，园林极盛，藏书娱乐其中。后又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建书楼“八求楼”，藏书三万余卷，以收藏戏曲文献为特色。祁彪佳妻子即为明末著名才女商景兰（明吏部尚书商周祚长女）。祁彪佳生而英特，丰姿绝人，商景兰才貌兼备（其妹商景徽亦是大才女，且有国色，是著名的大美人），能诗善画，夫妇二人志趣相投，琴瑟和谐，时人喻为“金童玉女”。南明时，祁彪佳任苏松总督，清军攻下南京后，投水自尽，以身殉国。商景兰经历了故国沦丧及爱人死别的巨大伤痛，遂将感情诉诸笔端，有“千里河山一望中，无端烟霭幕长空”“独倚栏杆何所怨，乾坤望处总悠悠”“晓来无意整红妆，独倚危楼望故乡”等句，内中所流露出的苍凉之感与故国情怀令人动容。祁彪佳女、媳均能诗善文，在商景兰的带领下，形成盛极一时的祁门女性文学创作群体，声名远扬，不仅为当时男性诗人所激赏，且“负诗名数十年”的黄媛介（吴伟业诗友、柳如是挚友，曾为复社领袖张溥主动追求。其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等闺秀才女也纷纷慕名造访，吟诗唱和，引为知己。
[15] 唐朝“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弃京师潜逃。在马嵬驿发生兵变，唐玄宗被迫杀杨贵妃，又封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安抚军民。之后，唐玄宗继续西逃，李亨为百姓挽留，遂与唐玄宗分道，北上至灵武。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改年号为“至德”。后唐肃宗收复长安，迎回唐玄宗，但唐玄宗仍只以太上皇身份居于深宫，形同软禁，再无昔日权势，最终郁郁死去。
[16] 明朝还有个“蟋蟀天子”，即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听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特意命苏州采办，搞得苏州百姓鸡犬不宁。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17] 此段细节参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
[18] 清豫王多铎占领南京后，特意发布过公告：“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然一月后，事情便起了变化，盖因为汉人降臣孙之獬的一纸奏疏。孙之獬为明天启年间进士，清军入关时，他带头剃发迎降，清人授其礼部侍郎。当时天下未定，清廷允许明朝降臣上朝时仍着明朝衣冠，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孙之獬入朝时，欲入满班，满人因其为汉人，不受。孙之獬大窘，不得已回归汉班时，汉人恨他主动剃发，过于逢迎求宠，不予接纳。孙之獬恼羞成怒，遂上奏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顺治皇帝当时年仅七岁，朝政大事全裁于摄政王多尔衮之手。早在入关前，满人大学士希福曾以辽、金、元三朝史料警示多尔衮，要防止上层“汉化”，孙之獬这封奏疏，适时挑起了多尔衮的警觉之心，于是下“剃发令”，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时人均认为孙之獬是“剃发令”的罪魁祸首，“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后孙之獬被罢职为民，遣还老家山东淄川，恰好赶上谢迁起义。谢迁攻入淄川城后，愤怒的民众将孙之獬全家百口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孙之獬本人则被五花大绑，五毒备下，头皮上被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行刑十数日后，才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肢解碎割而死。但没有人同情孙氏之遭遇，就连投降仕清的汉人大臣也幸灾乐祸地道：“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