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香（第5/10页）

圣诞节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老姑妈没有事先告诉他，就带着鲜花和甜食冲进了房间，这使病人大发雷霆，要把她赶出门外。让娜倒平安无事，但医生不让她再来探望病人了。让娜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母亲身边。

在当时，上流社会独立而富有的女子经常能做到的事，范·T夫人也都做了。为了平息关于约翰-卡尔和让娜的风言风语，尽管这种风言风语很快被别的风言风语所取代，把矛头指向其他情侣；尤其为了改变女儿周围的环境，转变女儿的思想，范·T夫人决定进行一次周游。这是一次类似十九世纪末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的青年进行的长途旅行。当然，自由是被削弱了。打着小阳伞，穿着紧身宽下摆的上等细麻布裙的年轻人，不能像昔日的漂亮骑士那样逛威尼斯的妓院和里窝那的窑子，不能到法国与诡诈的赌徒赌博而输掉巨额资金，不能像英国纨绔子弟那样白刃真枪地进行决斗，不能在国王红人的掩护下洞悉宫廷的秘密，不能为外国王子效力，不能出入著名学者和探索者的门庭，更不能与歌女一起吃夜宵。我所以列举这些消遣娱乐活动，是为了说明女性还一直被排挤在自由之外，消遣娱乐只是供男人享受的。但是，女子进行周游，既不是无益，也不是没有乐趣的。

她们主要是在信仰新教的中欧和北欧国家周游，接触的也只是保守的上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主义思想在萌动，当然还不成熟，无足轻重。在这个科学获得了进步，福利事业尽管还不普遍，但和平也已经稳定的时代，这种思想似乎一直在发展，在蔓延。范·T夫人几乎无处不去，大使馆、宫廷（她还是荷兰宫廷贵妇）、慈善机构和学术机构。她和她的女友都是这些机构的成员。她们一直到了威尼斯和维罗纳，因为让娜还应该看一看意大利。这两年，她大多时间是在瑞士的德语区、法语区和德国度过的。在欧洲地图上，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坚固完整的国家。她们夏天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以及瑞典和丹麦的一些海岛。她们去过威尼斯以后，觉得这个城市太虚华了。她们到各地都住湖滨别墅、贵宾旅馆、英国旅馆或四季旅馆。这是她们的习惯。她们逛时装店，参观庙宇。博物馆的门卫看见让娜就向她打招呼。到处都有舞厅。她喜欢跳舞。她也喜欢在露天冰场滑冰。约翰-卡尔被禁锢在精神病院的小楼里，像坟墓里的僵尸，置身于生活之外，慢慢地消沉下去，而并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痛苦。

她们整个冬天都住在德累斯顿。范·T夫人的一个表兄弟是驻德累斯顿领事。德累斯顿是一座幻境似的石头城，还保留着巴罗克风格。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之中，这里是一座地狱，石子铺的大街和马路上满是泥泞。动物园里那些珍贵的动物大部分都被烧死了，剩下的在大街小巷里游荡着，咆哮着，让人感到像死神一样可怕。我的一位战犯朋友在那里服苦役，负责清扫一个躲避炸弹用的小型掩体。他后来告诉我，他发现有二十多个人死在小型掩体里，都背靠着墙坐在长凳上。因为门是敞着的，炸弹掀起的气浪冲入掩体，他们纷纷倒下。但是，这场噩梦在四十三年以后才会盘桓在人类的记忆中：让娜本人也早就变成了泥土。但在当时，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晚上不出门的时候，她手捧着一本书，坐在壁炉旁边阅读（在当时，一些好的旅馆的房间里还供应柴火取暖）。范·T夫人坐在她对面的长沙发上，读着一本有关宗教的书。让娜陷入了沉思。她读了许多书：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努力阅读一些历史和艺术方面的书。范·T夫人同意她走访医院和监狱，但都是在她们认识的牧师的陪同下进行的。疯人院的女护士比医生更了解病人，她们告诉让娜，病人简直就是住在地狱里。她们介绍说，女疯子比男疯子的病情更严重，她们都是些布尔乔亚妇女或小姐，疯劲一上来，嘴里吐着白沫，说着难听的话，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得上这种病。相反，男疯子看见扎白头巾的女护士，很专注地看着她们，可能是想从她们中找到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良母贤妻。尽管医生发现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疯人有着一种偏见，但是，病人在月明的夜间抓着窗子的护栏又是叫又是唱，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记起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什么仪式，因此，疯人院里的医护人员总是不得安宁。在收容所里，她看见那些已经忏悔的荡妇，个个都是那么虚情假意，有着一张伪善的面孔，与她的那些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堂姊妹或女友没有多大区别。老人院是监狱；监狱也是疯人院。当然，疯人不能被看作罪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气质与环境导致了他们犯罪。让娜知道，人们向她展示的是一个铁窗里面的世界。铁窗被擦得锃亮，但经常挂着窗纱。她所看到的疯人尽管不多，但向她展示的却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群体。

让娜能怎么办呢？作为女人，她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她知道，不论德累斯顿最好的向导尼德梅耶牧师，还是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荷兰领事，从任何方面来讲都不比她本人更开放，更能思考问题。她不再信仰路德教了，尽管周围的人都是路德教信徒。她甚至不再信仰宗教了，或不再完全相信一成不变的基督教教条了。起码可以肯定，她的信仰与众不同。但她也不是反叛。根据习俗，她最终还是同意作为成年人在路德教教堂接受了坚振礼。她母亲一定会觉得，如果她拒不接受坚振礼，那将是冒犯圣灵。

在德累斯顿一个仍然寒风刺骨的春天，让娜和她母亲接待了一位波罗的海青年的来访。尼德梅耶牧师的管风琴师走了，他临时请这个青年来顶替。原来的管风琴师叫穆勒，每个星期天都去演奏宗教乐曲《瓦伦廷祈祷》和《星辰浪漫曲》。他很受赏识，但却错误地娶了一个下层社会的女子，即咖啡馆的女招待为妻。啤酒和女招待使他身败名裂。倒不用担心这个有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优雅的年轻人，据说他是严格地按照普鲁士传统教养出来的，在吻女士手的时候，双脚并拢，还碰得咯噔一声响。不过，这个动作是不易被察觉的。他是白面书生，为人谦逊，如果他不是有着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名字，像三十年战争的军旗那样辉煌，他是不会引人注意的。

他的家庭有数十公顷森林和良田，但手头现钱拮据，又多子女。由于俄国在中国旅顺港的失败，一直很脆弱的波罗的海各省因而也受到震荡。他的家族既得到俄国政府的奖誉，又受到捉弄。埃贡带着里加音乐学院的毕业文凭，顺利地离开了俄国，先后在维也纳、巴黎和苏黎世继续深造。德累斯顿是大学生出国求学的落脚点，不论怀志而往还是失意而归，都必须路过这里。博物馆里拉斐尔风格的圣母像和小天使像，经常是他们接触意大利艺术中极品艺术的开始。埃贡在苏黎世和巴黎的学业取得了成就，他的笛子、双簧管和钢琴短曲受到十几位音乐爱好者的赞赏，尽管其他听众不是打哈欠就是吹口哨。由于家族的偏见，埃贡不能举办个人音乐独奏会（而且也没有机会）或给人授课以获得收入。年轻人有时想冲破禁授音乐课的禁令，但是，德累斯顿的音乐老师多得很。尼德梅耶牧师给他的报酬很可怜，但却很救急，使他不急于回到他热爱但并不想在那里生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