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炸鸡进城来（第8/11页）

在店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对夏皮洛先生更友善了，经常给他倒咖啡。有一次，白莎甚至请他尝尝她从家里带来的葱油饼。

一天上午，店里不是很忙，我无意中听到白莎在用英语和夏皮洛先生对话。“你有房子在美国？”她问。

“有，是一幢砖砌的平房，不算很大。”他感冒了，鼻音很重，哑哑的。

“有几个小人在房里？”

“你是说孩子？”

“对。”

“我有两个，我太太和她前夫生了三个。”

“哦，那你有五个孩子？”

“可以这么说吧。”

夏皮洛先生说完转身继续用圆珠笔填写一张表格。白莎斜着眼睛瞄着他那松弛的面颊，又看看他手腕上的黑毛。她真是个贱货。但我还是有点佩服她。她居然有胆量用英语和洋老板说话，而我在他面前根本张不开嘴。

因为我们已经见识了彼德的大房子，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天到晚盯着他，急切地想找碴儿跟他干一仗。可是这小子比猴子都精，知道怎么对付我们，也知道怎么维护洋老板对他的信任。他避免和我们吵架，如果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走进夏皮洛先生的办公室，和洋老板躲在里面半天不出来。我们这时候会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里边告我们的状。所以我们也不敢太过分。彼德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店里。他关上护窗板，锁上收款机，把没有卖出去的炸鸡包起来，放到他那辆本田摩托车的后挎箱里，骑车回家去。

自从炸鸡店开张，如何处理每天晚上剩下的炸鸡就成了我们和夏皮洛先生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曾经要求他允许我们把剩鸡带回家，但是他不干，说公司规定不许雇员这样做。我们甚至提出花一半的价钱把这些剩鸡买下来，他仍然毫不通融。他指定彼德来处理每天的剩鸡。

在我们看来，彼德一定是把剩鸡拿回去给那些盖房子的建筑工人吃。他如果不把人家喂好了，他们会偷工减料。这个王八蛋，不仅钱拿得比我们多，而且所有的好处都归他。我们越想越不忿。有天晚上，等他关了店门，骑着摩托车离去之后，我们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拐出来，骑着自行车跟着他。满友要去夜校上课，京林要在医院照顾因为小肠疝气住院开刀的弟弟，所以只有费兰、白莎和我参加了这次行动。彼德骑的电驴子当然比我们走得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回家路线，所以也不着急，时不时地聊着天，开开玩笑。

远处，彼德的摩托车在江堤上像一团鬼火一样轻轻掠过。夜里很凉，从江里泊着的一条船上传出来几个人唱的民歌小调。我们急于证明彼德把剩鸡拿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向夏皮洛先生告发他。

有好一阵，彼德摩托车的车灯不见了。我们也停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很显然是拐下了江堤，但是去哪儿了呢？我们应该继续跟踪他回家呢，还是就此打住？

我们几个人正在商量怎么办，突然在北边离我们大约两百米远的江沿上蹿出一股火苗。我们下了江堤，把自行车锁在柳树林子里，蹑手蹑脚地向火光走过去。

走近了一看，彼德正在用一根树枝在火堆里搅拌着什么东西。那是一堆炸鸡，有二十多块。空气中充满了汽油和烧焦的鸡肉的味道。火堆的前方，江水轻轻地拍打着沙滩，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送来阵阵鱼腥味。对岸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三四簇灯光偶尔闪烁，但是在没有云彩的夜空里几乎分辨不清楚哪是星光，哪是灯光。我们一声不吭地看着彼德的动作。如果满友或京林在这儿，他们一定会跳出来把彼德揍一顿，但我不是打架的料，只会一动不动地蹲在没膝的蒿草里，在心里把彼德的祖宗八代都骂到了。

“我要是有枪非毙了这小子不可！”白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彼德倒是心情愉快。火光把他的脸映得通红，他居然唱起歌来，唱的好像是海外华人谱写的歌曲：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是个无情无义的情郎。

你被不应该爱的男人遮蔽了眼睛，

看不见我对你的爱情，

就像清澈的阳光。

啊，我的心跟随你的身影，

带你去一个宁静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永不分离，

你会实现你的梦想。

这首歌不知怎么的感动了我。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动听的男中音嗓子。浑厚的歌声好像是从对岸传过来的。一群野鸭在黑影里嘎嘎叫起来，振动翅膀拍击着江水。一只鱼鹰发出一声狂笑。然后，所有的水鸟都安静下来，只有彼德的歌声在夜晚冰凉的空气中颤动。

费兰悄声说：“这个狗杂种倒挺自在。”

“他一定是想念他在美国的相好了。”白莎说。

费兰摇摇头说：“不可能，他哪有那么浪漫。”

“你没听他整天说美国姑娘比中国姑娘好？”

“嘘—”我止住了她们。

火堆里的火已经快熄灭了。彼德拉开裤链，掏出鸡巴冲着余烬撒起尿来，浇得火堆咝咝冒着白汽。他的尿水冲出一条闪亮的弧形，几秒钟后消失了。他打了个哈欠，踢了点砂土埋住灰烬。

“真恶心！”费兰骂道。

彼德跨上摩托车一熘烟地跑了，排气管噼噼啪啪震人耳朵。我悟出来—原来彼德每天骑摩托车跑这么老远上下班，用的是老板给他烧剩鸡的免费汽油。

“我真恨不得能抓这个王八蛋几下，咬两口！”费兰气得好像喘不上气来。

“那就要看他身上哪块地方啦。”我说。

白莎笑起来。费兰瞪了我一眼，说：“你咋那么不要脸？”

第二天，我们把在江边的发现告诉了其他几个人。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就连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也骂起资本主义。街上有要饭的，火车站和码头有无家可归的，饿猫饿狗到处都是，为什么夏皮洛先生要让彼德把这么好的炸鸡当垃圾烧掉？满友说他几年前在一本内部参考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美国的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喝。但那是在美国，这里是中国。在我们这儿，浪费粮食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我跟同事们说，我要写一篇文章揭露肯·夏皮洛和焦彼德的无耻行径。

那天下午我们质问了彼德。“你为啥每天晚上要把剩鸡烧掉？”满友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问。

彼德吃了一惊，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

“这太不道德了。”我噼头就是一句，“你不仅烧掉这些食物，而且还在上面撒尿。”我的胃突然咕噜咕噜地响起来。

费兰咯咯地笑了。白莎指着彼德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焦彼德，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在咱们这儿还有人连棒子面饼子都吃不饱，可你却天天晚上把这么好的炸鸡烧掉。我看你不仅忘了你的祖宗，连你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