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利昂纳（第7/10页）

法：总统先生，插一句话。当您谈一个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意大利时，也是涉及欧洲。对吗？

利：始终如此，始终如此。实际上，就是从一些左派力量方面来说，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声浪已经平息。我想，现在，大家都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个和平的公约，而不是战争的联盟。是的……我至今还记得批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那个时刻。我们中的很多人回到家时，看到自家大门上被人贴的字条：“你投票选择了战争”。但是没有发生战争，我想，之所以没有发生战争，正是因为有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有朝一日，既不需要北大西洋公约，也不需要华沙条约，当然，那是再好不过了。因为到了那一天，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大欧洲，而不是一个小欧洲。只有一个大欧洲，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均衡的一部分。

法：这就是要点。现在人们谈欧洲，但是这个欧洲是个小欧洲，甚至是半个欧洲。但就是局限于这个小欧洲，甚至是半个欧洲，这不也是我们的乌托邦吗？没有统一的政治思想，没有唯一的代表机构，难道这样的一个欧洲能存在吗？

利：显然，必须达到那个目标。当蓬皮杜总统来到圣巴比拉时，我也同他谈起过此事，前几天，我同海涅曼[18]也谈到此事：“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金融事务和经济联盟上。联盟还应该是政治上的，否则，它有什么意义？”当然，要建起这样的联盟，进程是缓慢的，因为欧洲的政治团结还是遥远的。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但是这样的缓慢确实不应该归咎于意大利的违约。我们别忘了，阻止甚至是颠覆欧洲进程的是德高望重的戴高乐。只是在戴高乐之后，法国才逐步地纳入到欧洲共同体中来。如果您担心那个梦想是个乌托邦……哦，上帝，那么我也以为这可能是个乌托邦。后来，我自己对自己说，不，不应该是个乌托邦。过去也是这样，为了建立意大利，需要好几个世纪，需要有像加里波第那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人。后来，终于建立起了意大利。噢，要在政治上统一那些有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立宪体制和不同内部力量的国家谈何容易。困难之一是欧洲议会。我一直认为欧洲议会应该通过普选直接选举。但是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样的话，就会失去欧洲议会与各个国家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是的，确实，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异议，因为欧洲议会与各个国家内的议会应该是平行展开的，但是人们可以研究法律机制……

法：但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责备意大利更关注的是地中海，而不是欧洲。按照您的看法，事情果真如此吗？

利：按照我的看法，我们有义务奉行欧洲政策，但别忘了我们是深入到地中海的国家。总而言之，我们的脑袋在欧洲，而我们的身子在地中海。这并不意味着对地中海制定独立的政策，或者制定脱离欧洲的政策。它意味着我们需要成为，或者说能够成为欧洲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的一座桥梁。不，我不会说，意大利旨在奉行地中海政策，而同欧洲发生冲突。我更愿意说，我们比其他的欧洲国家更感受到地中海的问题。作为地中海中的一个国家，这是符合逻辑推理的。第三世界也构成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想一想几十万亿的美元都流向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而他们不知道如何……他们的这些资产或是到了很好的去处，或是在某个时候，迫使我们在经济上屈从于他们。

法：总统先生，至此，我们都已经明白了。现在我们不谈这些，我不再想以忧郁来折磨您。否则，我会犯下弑杀总统的罪行。总统先生，此刻，我更愿意谈谈您本人，最好是追溯到您一开始所说的那句话：“这间办公室是一间拷问室。”

利：唉！您已经对我诉说了，或者说，问到了各种各样可悲的事情：病态的民主、瓦解的国家、得寸进尺的新法西斯主义、想赶走我们的欧洲共同体，您还可以增加成百上千条。看来，我没有夸大其词。在日复一日地听到这些令人伤心的事情之后，其结果是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和这样的遗憾中苦度光阴！显而易见，这不是我第一次感到苦恼。就是先前，我也有很多苦恼的事：律师的生活也是备受折磨的。只要您想象一下，当我回家时，肩负着一个本不该被判无期徒刑，却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这意味着什么？但是这里的苦恼更大，试想一下，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我为所有这些事生气和难受……即使发生的事件与政治毫不相干，我也备受煎熬。如维琴察的悲剧——那两个可怜的女人惨遭杀害。我知道，这是在每个所谓的文明社会可能会发生的事，但是它是那样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我呆立在那里，心如死灰，沮丧不已。我不禁自问，天晓得，作为领导阶层，我是否也有一点过错，我们是否也有一点过错？是否我或者我们也得对此承担责任？就像有什么东西……就像有什么东西……涌上我的喉咙。

法：喉咙哽咽？痛哭的愿望？

利：唉！是的，有时是这样。既有运行不畅引起的遗憾所致，也有对强压心头的自我控制能力产生逆反情绪所致。我同联邦德国的总统海涅曼对此有过一番交谈。他同我一样，也是一名律师。我对他说：当人们从事律师生涯时，是那么的自由自在！人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在这里则不然，说每句话都得谨慎小心，思考再三，权衡利弊……首先，压在我肩上的重荷是我必须永远记住自己代表着民族的团结，因此要对每一步、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举动都保持分寸。譬如，我曾受到福尔特布拉乔的批评，因为我去参加了科韦利之子的婚礼。但是我不仅仅是为了科韦利之子才去参加婚礼的，而且还是为了新娘——喉科医生菲利波的女儿去参加婚礼的，因为菲利波是我的朋友。福尔特布拉乔说：“总统不能有私生活。”怎么啦？我不能有私生活，不能去参加婚礼，而是非得永远待在那里，盘算着某个新娘的公公也要是某个新郎的父亲……诸如此类的事情让我喉咙哽咽，哭笑不得。您想知道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吗？那就是我完全明白某些批评的真正用意。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如此微妙，如此不确定。只有在总统制的共和国国家中，你才不会有此风险：感谢上帝，总统制的共和国在意大利永远不会出现。蒙上苍之爱，至少，我也希望它永远不要出现。共和国总统和政府首脑的两元性是如此重要！作为调解者的总统，他的存在是如此重要！如果我又是执政机构的首脑，您会想象到这些吗？天哪！我将会求助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