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那些无法确定的地方（第16/22页）
“你身上的味儿太浓了。”苏里文戏谑道，给我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他还给我准备了一些涂了枫糖浆的煎饼和一杯鲜榨橙汁。尽管神经紧绷，饥饿依旧占了上风——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星期都没吃东西了。我扑向煎饼，开始狼吞虎咽。
“我知道你每次醒来之后都饿得不行，不过你最好还是慢点儿吃，否则会胃疼的。”苏里文提议，好像在和一个六岁孩子说话。
我实在是太饿了，两口就喝光了那杯咖啡。吃饱之后，我让苏里文继续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点点头，在椅子上坐下，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要想弄明白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得回到三十年前，也就是1954年。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很成功。六年前，我创建了一家广告公司，发展迅速。那是一家紧跟时代潮流的公司，客户遍布全国。我当时快满三十二岁了，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并且，已经得到了一个男人希望拥有的一切：忠诚的妻子、可爱的孩子、漂亮的房子和许多汽车……我拥有一切，却觉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我时常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恶。没有人可以分享我的成功，没有人和我有默契，没有知己，没有好搭档……”
他显得有点儿紧张，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坚固的铁灶台，重新倒了杯咖啡。
“那一年，我走上了一条歧路。”他摸着炉灶的边缘，继续说道。“当时我并不懂得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起生儿育女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而是感到越来越孤单，一有机会我就会逃离家庭。工作日我会来这里消磨时光，而每到周末，我都会去装修一处没花多少钱买来的地产——二十四风向灯塔。”
他喝了一大口咖啡，继续往下说，语气十分郑重：“但是在1954年9月18日晚上将近十点的时候，我的整个生活被颠覆了。那天我整个白天都在修补灯塔，已经疲惫不堪，所以决定早早上床睡觉。外面刮着大风，电话根本没法儿用，就像坏天气里经常会遇到的那样。我拿了一瓶啤酒，一边听电台的棒球比赛转播一边吃三明治。突然，体育播报暂停了，插播了一起刚刚发生在纽约的铁路事故的报道。我把音量调高，好收听新闻，因此没有及时听到地下室里的响动。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人在家，但当我回过头时，突然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躺在客厅正中央。”
苏里文关于火车事故的回忆让我立刻把脑海中的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
“这个男人是不是霍罗维茨，灯塔的第一任主人？”
他看着我，眼神中露出些许惊讶。
“你很聪明。没错，就是霍罗维茨。在她遗孀的律师交给我的众多文件里，我见过他的照片。他变老了，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向他俯下身，这个可怜的人身上多处受伤：腹部和胸部被穿透了，好像刚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回来。我们都很清楚他马上就要死了。他紧紧抓住我，在我耳边低声说道：‘门。千万不要推开那扇门。’”
苏里文此刻面色沉重，他回到橡木桌边，坐在我对面。
“我很震惊，跪在霍罗维茨身旁，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我被吓呆了，完全不知道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电话被切断了，最理智的做法是开车去巴恩斯特布警察局报告刚才的事情，但是……”
“但是您没有那样做。”
“我没有。因为有一些事情不太对劲。要进入灯塔和房子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正门。那天傍晚时我已经把门从里面反锁，窗户也都紧紧关着。所以，霍罗维茨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我顺着血迹一路走到了地下室。血迹把我引到了铁门前，对，就是那扇我们都知道的铁门。当天晚上我感到很不安，所以决定不去招惹门后的恶魔。然后，我把所有血迹都清理干净了……”
我打断了他。
“为什么不去找警察？”
“因为我了解那些家伙。动动脑子吧！至少那个年代的警察是这样的，他们肯定会先入为主，指控我杀死了霍罗维茨。”
“不一定吧，他们应该会展开调查的。”
“怎么调查？这个故事简直就是《黄色房间的秘密》6的翻版：在门窗紧闭的密室里出现了一具尸体。更糟糕的是，我还有犯罪前科。不久前我受到一项关于税务造假的指控，还有一笔陈年旧账，但那是更早的事了，我十八岁那年在一家酒吧里打过群架。”
“那你接下来做了什么？”
他停顿了一会儿，把指关节捏得噼啪作响。
“官方说法是，霍罗维茨几年前就死了。我静静地等待着，当暴风雨停下的时候，我决定把尸体埋在那幢宅子的地底下。”
7
我吓坏了。
苏里文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是又在头脑中经历了一遍那些场景。
“我花了一早上完美地完成了掩埋尸体的工作。然后，我重新回到灯塔里，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下到地下室，发现那儿弥漫着一股不太寻常却又无从解释的湿气，因为那天早上，天气已经变得非常寒冷和干燥。我打开那扇金属门，扫视了一遍房间内部。我把那儿当作堆放工具的杂物间，曾经进去过不下十几次。我甚至有过把那里变成一间酒窖的想法。我又朝里走了几步，但里面实在太热了，就像是掉进了一口沸腾的压力锅。我刚要转身出去，这时突然刮起一阵风，铁门砰地关上了。接下去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双腿沉重，呼吸困难，好像掉进了无底洞……”
苏里文再次停下来，沮丧地叹了口气。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肉库区7一幢楼房的屋顶上，旁边是一座水塔。我不知道自己来纽约做什么。雨很大，天气冷得要死，我的肌肉都麻木了，身上没有一丝力气，肺里简直要咳出血来，像是刚跑了场马拉松。我通过逃生梯来到街上，走进一间酒吧避雨。吧台后面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报当日新闻：已经是1955年12月了，罗莎·帕克斯事件8就发生在那时候。”
“你穿越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点点头。
“我感到十分沮丧，却又不知所措，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感受。我白天在曼哈顿四处游荡，试图理解这一切。我甚至去找了一位紧急心理咨询师，因为我确信自己一定是疯了。二十四小时后，我又一次‘蒸发’了。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正坐在一辆出租车的后座上，旁边的女乘客大声尖叫起来。她面前的报纸是1956年10月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