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第8/11页）

在说理中常常可以碰到不周全的程度比较。不周全的程度说理总是依赖于人们某种未经审视的心理定势，例如，甲比乙有害，所以乙比甲有益；甲不好，所以与它不同的乙一定比它好；某个政党有许多劣迹，所以反对它的政党一定代表光明的未来。又例如，比好事更多一些的，或比坏事更少一些的就是好事。这种思维定势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人们的推论。例如，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有一句与“网络战比核战威胁大”类似的话，“如果我们厌恶肉体的奴役，那么精神的奴役岂不更令人憎恨？”大多数读者都知道肉体奴役是一种残害，所以会同意，比肉体残害更大的残害（精神奴役）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必须予以谴责和反对。但是，兰德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精神奴役是比肉体奴役更严重的残害。

程度比较是一种常见的推诿手法，用推诿来作为理由，淡化缺点和错误的严重性，这在儿童说理中特别常见。孩子功课不好，家长说，你平时不用功，看，这次不及格了吧。孩子会说，班上还有分数比我低的呢。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推诿在成年人说理中也不鲜见。更有一种特殊的“比上又比下”：如果符合自己的利益，就与别的国家“国际接轨”，相反，则会强调与他国不同的“某国特色”。

程度的说理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它们不合理、不周全的地方也各不相同。例如，有人说，“价格便宜的韩国现代车（Hyundai）都可以有10年保修期，为什么昂贵得多的奔驰和雷克萨斯（Lexus）不能有更长的保修期”。但是，价格昂贵并不是要求奔驰和雷克萨斯提供10年以上保修的理由，至少不是充分理由。这里有一些例子，我们不妨自己体会一下： “与其将来打核战争，还不如现在就打常规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革”口号），“中国的‘人民社会’要比西方的公民社会更优越”，“知识越多越反动”，“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

许多不周全的程度说理都与某些“不当比较”（bad comparison）有关，不当比较又称“错误比较”“不完整比较”或“不充分比较”。有的错误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例如，“蔬菜所含的脂肪比糖果低，所以要多吃蔬菜”。它的结论可能不错，但理由却不恰当，因为并没有谁避免吃糖果是因为怕糖果脂肪高的。有的错误比较就不那么容易看出来了，例如，“宗教危险，但科学更危险”。这是在拿“信仰”与“知识方法”做比较，二者并不具有充分的可比性。宗教可能将人引入歧途（如邪教）与科学可能制造灾难（如原子弹），并不是同样性质的“危险”。这样的比较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因此无法对之进行说理。

还有一种常见的无具体对象的比较，它是不完整的。例如，“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美帝国主义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这类说法用最高级，是为了做出斩钉截铁的姿态，并不是真的在与同类对象做比较。这种“最”的说法在宣传中更是一种被滥用的话语形式。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专门讨论了纳粹的“词语最高级的诅咒”，词语最高级是一种期望获得宣传奇效的夸张措辞，是一种大话炎炎的强行灌输。“文革”中曾有许多这样的用法，如“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种话语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绝迹，2014年初中国富豪陈光标前往美国企图收购《纽约时报》的消息曾引起广泛关注，而他在美国向记者散发的英文名片更引起了轰动。名片的自我介绍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中国最杰出的慈善家、中国慈善界的领袖、中国地震救援英雄、中国最有名最被热爱的模范人物、中国最具魅力的慈善家”。人们把这位无知有钱人的“最”字炫耀当作笑话来谈。一位名叫索尼亚的印度网民说，她也要印一张陈光标那样的名片，声称自己是最著名和最受爱戴的印度人。然而，连一些著名学者也有随便使用“最”字的习惯。例如，2013年11月，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发表《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和最重要的创新所在》，虽然一再强调“最”，但却始终没有告诉读者是与哪些其他内容比较出来的。“最大”“最重要”这样的说法在修辞上叫“不加限定的最高级”（unqualified superlative），是学生应该在作文中避免的。

克莱普勒指出，不加限定的夸张是一种“掩饰性的语言”，除了“最”的程度说法之外，“‘全面的’‘全方位的’也是一个数字最高值，与浪漫主义泛滥无度时的‘无数的’和‘不可想象的’一样”，也显现“数字的最高级与集权原则之间的关联”。我们今天在公共论述和说理中应该改掉这样的措辞习惯。

类比

说理中的类比也经常会有残缺。类比是以一物比喻另一物，或用一个看法来证明另一个看法。类比对于大致的、一般而言的说明和描述最为有用，人们经常只是凭直觉来理解类比。由于习惯于隐喻或显喻的思维方式，被隐喻或显喻的似乎成为一种常识：女子美貌便是如花似玉或花容月貌，心情复杂便是五味杂陈，生活困苦便是水深火热，等等。类比是一种比隐喻或显喻更扩展或复杂的比较。例如：2010年广西高考语文试题采用的全国卷Ⅰ要求根据图画材料作文：画面上有四只猫，猫前面摆着几条鱼，一只猫选择捉老鼠，三只猫选择吃鱼，并嘲笑那只捉老鼠的猫：“有鱼吃还捉老鼠？”作文显然不是看考生要怎么写猫吃鱼还是捉老鼠，而是要求以类比来就别的事情说理。有博客作者将此联想到国家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事。在这个类比中，国家犹如猫，连年超常增长的税收犹如“鱼”，所漏之税则犹如“鼠”。类比的结论是，国家有“鱼”吃，还要别忘了“捕鼠”。博客作者并不同意这样的类比，因为国家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猫和鼠的关系。

类比也经常在政治上被用作一种顾左右而言他或借古说今的“委婉”说理方式，对某些敏感问题做一些以“能说的”代替“不能说的”讨论。2013年12月有报道说，《大清相国》成为又一本因领导人推荐而洛阳纸贵的著作。据称，这本书由于讲述铁腕治吏的故事而对当今的干部整风有“现实”借鉴意义。这令人想起不久之前，也是因为领导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时代与大革命》也曾走红过一阵。有学者总结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没落。统治阶级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成为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