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第34/38页)
本看了看,詹妮正在对他招手,好像在说:“回来坐下。”他别过脸去。
“是我的女儿,”他说,“这是亲家的见面之夜。”
“祝贺了。”男人说。
吉卜林吸了口烟,点点头。
“生儿子的话你会担心,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家?”男人说,“去走自己的路。在我们那个时候,你一到投票年龄,他们就把你踢到大马路上,有时还会更早。逆境,只有逆境才能成就男人。”
“所以你的鼻梁断了?”吉卜林说。
男人笑了。
“你知道吧?他们说坐牢的第一天,你要找到最大块头的家伙教训他一顿。好吧,和任何事情一样,那是有后果的。”
“那—你也坐过牢?”吉卜林说,感觉到游客的兴奋。
“不在这儿,在乌克兰的基辅。”
“老天爷。”
“之后在上海,但那就是小菜一碟,相比之下。”
“所以是倒霉,还是—”
男人微笑着说:“还是意外?不是的,老弟。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但你知道的,对吧?”
“什么?”吉卜林说,他感到了轻微的寒意。
“我说,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事出有因,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人类历史上好人做坏事的次数,你想都不用想就能数出来。”
“我没有,我还没问你的名字。”
“要不要我的推特用户名?你想给我发美图吗?”
吉卜林把香烟扔在人行道上。同时,一辆黑车停到餐厅前的路边,挂着空挡等着。
“很高兴和你聊天。”吉卜林说。
“等等。我们差点儿就聊完了,但还没完。”
吉卜林试图进门,但男人挡住他的路。倒不是完全堵住他的路,只是挡在那儿。
“我的妻子—”吉卜林说。
“她很好,”男人说,“很可能正在想着吃甜点要不要来点儿蛋白霜。所以你深呼吸一下—要不就跟我上车坐一程,你自己选。”
吉卜林的心脏像一分钟跑了两千米一样。他已经忘记这种感觉的存在。这是什么?终有一死?
“喏,”吉卜林说,“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今天有人拜访你,是党派的警察,破坏气氛的人。我已经刻意反应迟钝,只有一句话要说—也许他们唬住你了。”
“这是在威胁我吗?还是—”
“不要激动,你没有麻烦。在他们那边你可能有麻烦,但我们这边没有,暂时没有。”
吉卜林只能想象“我们”指的是谁。现实情况很清楚,尽管吉卜林一直在跟杂工和中间人打交道(充其量是经济罪犯),他在公司里扬名却是靠开发先前利用不充分的收入来源。收入来源的性质是—和财政部特工来访的意思一样—不合法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他为资助恐怖主义国家洗钱,比如伊朗和也门,以及谋杀自己国民的国家,比如苏丹和利比亚。他在市中心一栋高楼的转角办公室里做这些事。因为你处理的是几十亿美元,你就得正大光明,造出空壳公司,用各种方法伪装汇款发起地,直到钱干净得像新的一样。
“没有麻烦,”吉卜林告诉穿高领毛衣的男人,“只是几个年轻特工有点好胜。但我们在他们的上层敲定了一些事情,在关键级别上。”
“不,”男人说,“你们在那里也有麻烦。执行政策有变,出了一些新的措施。我不是要让你恐慌,不过—”
“喏,”吉卜林说,“我们擅长这个。我们是最好的。所以你的雇主才—”
男人严厉地怒视:“我们不能谈论他们。”
吉卜林感觉有电一样的东西蹿进他的后背,肛门一缩。
“你可以信任我们。我是说,”他控制住情绪,“信任我。我一直是那么保证的。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坐牢,巴尼·卡尔佩珀是那么说的。”
男人看着吉卜林,就好像要说,或许我能相信你,或许不能。又或许他是在说,这事由不得你决定。
“把钱保护好,”他说,“那才最重要。不要忘了钱是谁的。好吧,或许你能把它洗得很干净,不会牵扯到我们身上,但那不意味着钱是你的。”
吉卜林用了一秒钟去理解这里面的内涵,他们以为他是个贼。
“不。当然不会。”
“你看起来很担心,不要有那种表情,没事的。你需要拥抱吗?我只是在说,别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你的小命是第二位的。只有钱最要紧。如果要你去坐牢,你就去坐牢。如果你有冲动要上吊,可以,或许那也不是个坏主意。”
他掏出一盒香烟,摇出一根夹在指间。
“现在这个时候,”他说,“甜品蛋奶冻馅饼。你不会后悔的。”
然后穿高领毛衣的男人走向等待着的黑色轿车,坐了进去。吉卜林看着它绝尘而去。
他们在周五前往文雅岛,莎拉有一场慈善拍卖会要参加,跟拯救燕鸥有关。渡轮驶出,她不快地想着与未来亲家的失败聚餐。吉卜林也道歉了,“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他告诉她,但她以前听过太多次这样的话。
“那就退休吧,”她说,“我的意思是,既然工作给你这么大的压力。我们的钱多得用不完,我们甚至可以卖掉公寓,或者游艇。说实话,我一点儿都不在乎。”
他对这句话很恼怒,话里的意思是他赚的这些钱,他仍然在赚的钱,对她而言竟然一文不值。就好像赚钱这门艺术,他积累的专业知识,他对交易、对每次新挑战的热爱,都是没有价值的,反而是种负担。
“这跟钱无关,”他告诉她,“我有职责。”
她懒得再吵下去,甚至都懒得说,那你对我的职责呢?对詹妮的呢?对莎拉而言,她嫁给了一台永动机,一台必须持续转动的发动机,否则就再也不转了。本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本,这就像数学等式。她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换了三个治疗师才接受那个事实—她相信,接受就是开启幸福的钥匙,但有时还是隐隐作痛。
“我的要求不多,”她说,“但和康斯托克夫妇的晚餐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