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第18/30页)
活着,他想。
然后他开始画墙。
一小时后,他听到有敲门声,然后是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蕾拉进来,还穿着晚上外出时穿的衣服,短衫和高跟鞋。她发现斯科特在客厅里,正往墙上扔甜菜。用常规用语来说,他的T恤和短裤都毁了,或者说,在这个画家的眼中是大有改进—染上了黑色和红色。空气中依稀有木炭和根类蔬菜的味道。斯科特没跟她打招呼,轻轻地走向墙壁蹲下来,拎起砸烂的块茎。他听到身后大厅里的脚步声,听到有呼吸声靠近,带着震惊的急促。
他听到的同时也没听到,因为此刻,除了自己的思想,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幻觉与记忆,以及某种更抽象的东西。一开始十分急迫—但不是山崩地裂的那种急迫,而是在漫长的开车回家途中,被困在走走停停的车流里,之后跑了很长一段路才到前门,摸索着找到钥匙,在匆忙的跑动中颤抖地解开裤子纽扣,最后终于可以小便的那种急迫,然后是浑然天成的流动。生物需要得到了满足。就像曾经关闭的一盏灯,现在打开了。
随着每一抹笔触的落下,这幅画在向他呈现。
蕾拉在他的身后观看,嘴唇微启,被一种她并不真正理解的感觉震慑。她是一场创作行为的闯入者,一个意外的偷窥犯。这套公寓虽然归她拥有,被她装饰,却变成了别的东西,某种出乎意料的狂野的东西。她伸手去脱她的高跟鞋,把鞋拎到斑斑点点的白沙发旁。
“我刚才在参加上城区的一个活动,”她说,“那种没完没了的东西,谁在乎啊—然后我从街上看到你的灯亮着,所有的灯。”
她坐下,一条腿盘在另一条腿的下面。斯科特用手捋捋头发,头皮现在是熟龙虾的颜色。然后他走向咖啡桌,挑了一支口红。
“一个50岁的人说他想闻我的内裤,”她说,“噢不对,不是的—他是想让我脱掉我的内裤,塞进他的口袋,然后晚点儿等他老婆睡着后,他说他会握在鼻子跟前,对着水池。”
她伸展一下,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喝的。斯科特看似不知不觉,他正拿着口红在墙上试色,然后盖起盖子,选了另一种颜色。
“想象一下,当我告诉他我没穿内裤时,他的眼睛瞪得有多大。”蕾拉说,一边看着他选了一种名叫“夏日胭脂”的颜色。她小口抿着她的酒。“你有没有好奇过以前是什么样子?”
“什么以前?”斯科特说,没有转身。
她重新躺回沙发上。
“我有时担心,”她说,“人们跟我讲话只是因为我有钱,或者他们想跟我上床。”
斯科特像一束激光,专注于一个点上。
“有时,”他说,“他们很可能只是在想—你想要一份开胃菜吗,或者有可能想要一杯鸡尾酒吗?”
“我不是在说服务员。我是说有一屋子人的时候,我是说社交场合,或者在商务会议上。我说的是有人看着我,心里在想,那个人有点儿意思,可以拿到大的计划里讨论。”
斯科特盖上口红,后退几步检查他的作品。
“7岁的时候,”他说,“我离家出走,不是真正离家,但离开了房子。我爬到后院的一棵树上,我心想: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后来甚至根本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的妈妈—从厨房窗户旁—看到我在树上,一个男孩在一棵树的大树枝上,带着他的背包和枕头,正在吹胡子瞪眼,但她只是忙着做晚餐。后来,我看着他们在餐桌上吃饭—妈妈,爸爸,我的妹妹。吃完饭以后,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真人秀,可能是《浪漫满屋》。我开始觉得冷。”
他擦抹炭色,试图达到完美的效果。
“你试过睡在树上吗?”他问,“你得变成黑豹才行。房里的灯一盏一盏熄灭,我发现自己忘记带食物上树,这是个问题,还忘了带毛衣。所以过了一会儿,我爬下树进屋。后门是开着的,我的母亲在桌上给我留了一盘食物,还附了一张字条:雪糕在冰箱里!我在黑暗里坐着吃饭,然后就上楼睡觉了。”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我做过的事。”
他在干板墙上擦抹木炭的线条,在添加阴影。
“又或许,”他说,“我的意思是,人们可以不用开口就说出所有的话。”
她伸展四肢,屁股对着天花板。
“他们在新闻上说,那个男孩不说话了,”她说,“说他自从事故发生后就再没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但他们是那么说的。”
斯科特挠挠脸,在太阳穴上留下漆黑的污渍。
“我以前喝酒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他们口中的话匣子,一句接着一句地说,大多是我觉得人们想听的话,或者—倒也不是—是我以为具有煽动性的话,是真相。”
“你都喝什么?”
“威士忌。”
“好阳刚的酒。”
他打开黄色荧光笔的笔盖,心不在焉地在左手拇指上揉搓笔尖。
“从醒酒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讲话了,”他说,“有什么好说的?你需要有希望,才能形成思想。那需要—我也不知道—讲话和参与交谈需要乐观精神。因为,说真的,这么多的交流有什么意义?我们对彼此说什么其实有什么差别?同理,我们怎么对待彼此又有什么差别?”
“那种心态是有名字的,”她说,“叫作抑郁。”
他放下荧光笔,慢慢地转身,观赏这幅作品。它的形状与颜色,任人诠释。房间已经具有深度和维度,他却突然感觉疲惫。随着他把眼睛挪向蕾拉,他看到她已经脱下裙子,裸体躺在沙发上。
“关于内裤,你不是在开玩笑。”他说。
她笑了。
“一整晚我都好开心,”她说,“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一个秘密。每个人都在谈论发生的事,那个谜团—一架飞机坠毁了。他们都在猜测,是恐怖主义吗?是某个‘杀死富人’终结情节的开端,还是朝鲜的某支微型特种部队为了让吉卜林闭口?你真该在场听听。但之后峰回路转,变得更加—私人化,所有这些有钱的精英都在谈论那个男孩,谈论他会不会重新开始讲话。”